数字经济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东盟处于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爆发期，中国作为数字经济世界第二大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多个领域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东盟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新和升级等方面有巨大的投资需求。东盟的金融科技投资爆发式增长，新加坡和印尼是区域中心。预计未来10年东盟的数字化生活需求（电子商务、生活服务、游戏娱乐和社交等领域）将继续保持可观的增速。东盟生鲜杂货和外卖行业，及配送仓储物流行业，数字金融服务（支付、借贷、保险和投资等）领域有很好的创业机会，数字健康服务和数字教育服务处于加速萌芽期。

东盟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和电信服务业等方面对于外国投资有不同程度的限制，需要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常态机制更好的协作。疫情加速推动东盟消费者向数字化生活转型，外国投资、技术与本地化的运营管理需要持续融合优化，在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实现快速发展。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日益普及，监管政策和牌照规则的升级和执行是外国企业务必高度重视的软环境。

综合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实际经验，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1、建设政府层面的长效沟通机制。2、在商业模式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中国经验技术+本地需求”的数字解决方案。3、密切人文交流与合作，共同培养数字经济人才。 

东盟是数字经济[1]发展的热土。自2015年开始，东盟各国就开始积极规划和发展数字经济，根据东盟秘书处预计，到2025年东盟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3%提高到8.5%，跻身世界前五大数字经济体行列。

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的新蓝海，2020年更是被确定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等方面走在全球前列，是东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珍贵伙伴。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同比名义增长9.7%。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发展迅速，在5G建设、智慧城市建设、数字政府建设和制造业数字化等方面逐步走向全球领先地位，并且与东盟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优先产业需求契合度较高。

本报告将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生活和金融科技三个方面，探讨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中资企业和东盟当地伙伴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合作，以及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东盟数字经济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建议。

东盟数字基础设施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背景下，东盟各国均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是支持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毫无疑问，高效的通讯网络和数据相关的基础设施是保障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础性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如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和数据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等。东盟各国均已着手建设或开始试运行以5G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

▶ 互联网渗透率快速上升

2000年以来东盟国家互联网渗透率大幅提升。最新的数据显示，2001年，新加坡的互联网渗透率（互联网用户占人口比例）为42%，马来西亚、文莱的互联网渗透率分别为27%和13%，东盟其他国家的数字不足6%。到2019年，文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互联网渗透率超过80%；柬埔寨、越南和泰国互联网渗透率达到65~78%，超出中国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和老挝互联网渗透率低于50%，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东盟（除新加坡外）的固定宽带普及率普遍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未来电信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空间。同时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移动用户开始使用移动网络服务，以越南为例，2001年移动手机的用户数为1.55人/每百人，2019年该数字上升至141.23人/每百人。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20-2025年期间东盟每年在5G基础网络的投资规模约为140亿美元，主要用于升级通讯设施、网络和设备以满足快速增长的5G需求。

▶ 新技术基础设施处于起步阶段

以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在东盟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根据华为发布的全球联接指数（GCI）2020，新加坡在综合指标上得分为81，位居世界第二，也是东盟唯一处于第一类的领跑国家；马来西亚、泰国与中国评分相近，为第二类的加速国家，越南2020年首次成为加速国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则被评估为第三类的起步国家，他们处于起步国家的领先位置，并且在向加速国家靠近。从分项指标来看，东盟国家普遍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得分较低，其相关技术同发达国家领先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这也为相关领域的投资合作创造了空间。

▶ 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大幅增长

数据中心的选址重点考虑环境、基础设施、气候和电力供应等因素。新加坡凭借友好的商业环境、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成为跨国企业在亚太和东南亚设立地区中心的最佳选择。根据戴德梁行的相关研究，东盟地区的数据中心市场在2019-2024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高达13个百分点，增速为全球最快。新加坡是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增长最快的国家。

新加坡的面积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东盟各国也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和制造业4.0的国家规划，对于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的需求大范围增长，因此近年来新的数据中心开始逐步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家扩张。

中小型企业对云服务的需求，在疫情发生后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2020年，印尼云服务供应商已超68个，其中外国供应商主要包括亚马逊网络服务、阿里云、中国电信、谷歌云和美国微软；泰国也有53个云服务供应商，外国企业是主要的供应商。

▶ 中国-东盟在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方面，合作规模逐年扩大。

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东盟国家都有禁止或限制在某些敏感行业投资的外商投资制度，其概念与中国的负面清单类似，而且大型基础设施往往必须由政府或国有实体牵头或参与。

2018年1月，澜湄六国（澜沧江-湄公河上下游6个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联合发布《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各国联手积极推进跨境陆缆和国际海缆建设与扩容，持续提升澜湄国家间网络互联互通水平。目前已有亚太直达国际海底光缆建成投入运营，中越、中缅跨境光缆系统完成扩容，全面开通使用。此外，2019年正式开通的中新（重庆）国际数据互联互通专用通道，是中国首条面向单一国家点对点的国际数据专用通道，这一通道以新加坡为枢纽，推动东盟国家共同参与通道运营和使用，更好地服务于东盟国际通信网络体系。

在平台建设方面，2015年中国和东盟开始共同打造中国—东盟信息港，中国-东盟信息港的两大建设目标（形成以广西为支点的中国—东盟信息通信枢纽；建设连接中国与东盟的“信息丝绸之路”）目前已取得部分阶段性建设成果：面向东盟的大数据资源应用服务枢纽基本形成，中国—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已有57家企业签约入园。至2025年，广西省计划重点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规划项目数百个，总投资超千亿元人民币。

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东盟国家都有禁止或限制在某些敏感行业投资的外商投资制度，其概念与中国的负面清单类似，而且大型基础设施往往必须由政府或国有实体牵头或参与。

除了新加坡外，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于外商投资电信服务行业均有不同程度的限制，以泰国为例，外商投资涉及媒体传播的电信服务企业，在未经特殊审批的情况下不得持股超过25%。而在越南，外商投资全牌照电信服务企业通常持股不得超过30%。此类保护措施使得东南亚电信服务行业虽然受到外资青睐，但未能非常有效地参与或形成影响力及竞争，而本土企业在学习外资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后，呈现多头垄断的市场格局。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跨国合作，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的因素，还有金融、政治和网络安全等多重考量，政府监管机构之间需要建立常态有效的沟通机制，保障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同时共同降低投资者和供应商的政治风险。

2020年，中国与东盟发布《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明确强调加强双方数字基础设施合作，“强化双方在通信、互联网、卫星导航等各领域合作，共同致力于推进4G网络普及，促进5G网络应用，探索以可负担价格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和连接，包括对《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框架下东盟数字枢纽的支持，发展数字经济，弥合数字鸿沟”。该倡议成为中国与东盟更好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石。

东盟数字化生活

东盟六成人口年龄都在35岁以下，而且东盟也是全世界互联网发展最快的地区，当地网民人数居世界第三，新增网络用户月均400万名，平均每100个人就拥有147.2部手机。同时，东南亚互联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暂时没有形成类似国内BAT的寡头垄断，竞争环境相对较为良性，这些都为东盟数字化生活需求的快速增长奠定基础。

东盟区域内电子商务、生活服务（出行外卖）、游戏娱乐和社交等领域均在过去5年保持了很高增速，而且疫情在客观上进一步助推了东盟的数字化生活加速。东盟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仅2021年上半年的数字交易规模达到115亿美元，和2020年全年的规模持平[2]。综合东盟的消费者对互联网生活方式的接受和满意情况，厂商对于数字化工具和运营能力的积极投入，投资机构纷至沓来，预计未来10年东盟的数字化生活需求将继续保持可观的增速。

数字化生活，主要是指通过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生活服务，研发新兴数字产品和服务，开拓基于数字技术赋能的商业模式提供具体生活服务的经济形态，概括来说，衣、食、住、行、玩等主要生活消费场景的数字化。比如传统零售业的数字化方式有网络购物，传统餐饮业的数字化方式有网络点餐（外卖），传统旅游和居住的数字化方式有网络预订，传统交通和出行的数字化方式有网络约车、共享出行，传统娱乐和社交的数字化方式有网络游戏、视频平台和网络交友平台，各种生活消费场景的数字化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环节：数字化支付。

东盟地区几个最主要的数字生活平台Sea、Grab和GoTo[3]，在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生活服务（包括出行、外卖等）以及游戏娱乐等这几个业务领域同时发力，已经成长为数字经济的独角兽（表1）。

电子商务是东盟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同时电子商务市场又比较分散，是各个数字平台竞争最为激烈的领域。2021年东盟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62%，且预计在2022-2025年保持年均增长18%，到2025年电子商务市场将达到2340亿美元[4]。来赞达（Lazada）和虾皮网（Shopee，隶属于母公司Sea（东海集团））为东盟地区两大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范围遍及整个东盟，同时东盟各国也有很多本地B2C平台。例如，Tokopedia和Bukalapak在印尼很受欢迎，而Sendo则深受越南消费者喜爱。

生活服务（包括出行和外卖等）是数字生活的高频场景。共享交通和旅行在2020-2021年是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需求领域之一。未来出行和旅行需求的复苏，主要取决于疫苗注射的进展、疫情管制措施和跨境旅行限制的放松。

东盟的外卖市场，目前有区域型平台Grab、GoTo，有专注泰国的服务商LINE Man，有布局全球的美食速递平台空腹熊猫（Foodpanda），另外东海集团（Sea）在2021年年初推出了外卖服务Shopee Food。

2020年，东盟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外卖行业成交金额（GMV）达到了119亿美元，增速高达183%，外卖市场规模前三名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以外卖市场的数字化渗透率来看，577万人口的新加坡最高超过20%，2.7亿人口的印度尼西亚仅有6%。东盟的人口规模和多元化餐饮市场，为现有和新进入的外卖服务商提供了充裕的市场空间。

游戏娱乐是数字生活的休闲场景。由于智能手机普及和移动网络覆盖率提升，东盟地区移动游戏呈现爆发式增长，城市互联网用户中83%的男性和77%的女性是移动游戏玩家。下载次数和游戏内购收入数据显示，移动游戏均超过了电脑游戏（PC游戏）和电视游戏（主机游戏）；而且东盟地区的移动游戏下载数量和增速也超过美国、英国等。东盟的游戏市场集中度不高，前十位游戏的收益占比在18~36%左右，因此新晋游戏企业及移动游戏也有进入东盟市场比较好的机会。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化生活快速扩张为东盟的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服务的发夯实了基础。东盟地区的传统金融覆盖率不高，智能手机和网络渗透率较高，大量用户通过智能手机和数字钱包在网购、转账和线下支付等主要消费场景下方便快捷的达成日常金融需求和服务，而且数字支付还有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方面的优势，使得数字支付非常迅速的成为当地主流的支付方式。2020年东盟电子转账APP的下载量达到2019年的1.3倍。

东盟的生鲜杂货和外卖行业，及配送仓储物流行业，数字金融服务（支付、借贷、保险和投资等）处于相对早期发展阶段，市场潜力巨大而且还没有巨头企业出现，是很好的创业赛道。此外，数字健康服务和数字教育服务处于加速萌芽期。

在电子商务、生活服务以及游戏娱乐等数字经济领域，中国拥有很强的产业优势和众多龙头企业，双方合作有利于提升东盟国家的技术水平，帮助实现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发展，而且东盟地区与中国也有着较为接近的文化背景和市场需求，依托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成长经验，可以帮助数字化生活相关企业在竞争中积累优势和占领市场。

2013年阿里巴巴就开始布局东盟电商，电商前三大平台中阿里巴巴以83%的持股权绝对控制来赞达（Lazada），同时还参股了Tokopedia。腾讯在东盟地区主要通过投资间接参与市场，例如腾讯自2010年开始投资东海集团（Sea）并成为Sea的第一大股东，2022年1月4日宣布首度小幅减持，同时腾讯也强调将长期维持其对Sea的绝大部分股权，并持续看好Sea的全球发展计划和长期增长前景。

2020年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的项目数量和资本规模创出了新的记录，投资的领域集中在金融科技、零售和业务自动化。中国为东南亚带来的不仅是资金，同时也带来技术经验。中国技术经验与本地化运营团队的结合已成为东盟地区科技类初创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持因素。以投资出手次数计算，63%的中国本土投资方属于创投机构，而37%的本土投资方是以企业投资的方式进行出资。

在东盟数字化生活的相关产业初步崛起之际，中国企业较早布局取得了先发优势。长远来看，随着东盟数字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企业以及创投机构扮演的角色也将更进一步提升。

虽然疫情和经济封锁为东盟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但反而激发了互联网用户规模的增长，并加速了用户向移动化转型的节奏，让原本可能需要三五年才能完全适应网上消费的东盟市场，仅用一年时间就习惯了这种新模式。

互联网的日渐普及，带来的是消费形态的改变，或者新的“数字化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居家办公成为一种新常态，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教育和健康医疗等消费行为数字化比例的上升成为大势所趋。消费者更习惯于带着购物目的的上网，不仅在支出数量和频率上呈现上升趋势，而且网络消费的满意度较高也进一步鼓励新的消费者从线下消费转向线上消费。电子商务平台在东盟数字化生活当中扮演了核心角色。根据东海集团（Sea）的财报，在2020年公司总收入同比增长101%，其中电商平台虾皮网（Shopee）的营收同比更是大增160%，总销售额（GMV）同比也增长101%。

疫情的发生，更进一步打开了东盟从大都市地区向非大都市地区的市场下沉空间。2021年东盟地区的新增互联网用户有60%是来自非大都市区，以区域内市场规模最大的印尼为例，2021年非大都市地区的新增用户占比达到了72%[4]。在此背景下，出海东盟的外国资本比较普遍的面临本地化运营和管理的挑战。

东盟金融科技

东盟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快速增长，对于东盟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外部环境。尽管因为疫情的影响，2020年东盟六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的金融科技融资规模和交易数量有所下滑，2021年东盟六国的金融科技融资规模达到35亿美元（2020年的三倍之多），而且平均交易规模由2020年的900万美元提高到2021年的2100万美元。

值得重视的一点是，20亿美元的融资是来自13笔“过亿轮”（mega-round，未上市的公司在某一轮融资达到1亿美元以上），表明投资机构对于东盟的成熟金融科技企业的后期风险投资（late stage VC）有更浓厚的兴趣，这体现出疫情影响的延续正在使得投资者们变得更为谨慎和主动规避风险。

具体拆解融资规模和数量的数据，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是东盟地区金融科技行业的区域中心，紧随其后的国家是越南和菲律宾。截止2021年9月30日，东盟六国的金融科技融资交易中，新加坡取得44%的融资额和49%的交易数量，印度尼西亚获得26%的融资额和25%的交易数量。金融科技数据公司Findexable最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金融科技中心排名，亚太地区排名前15名的城市里，新加坡位居第2，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马尼拉（菲律宾）和吉隆坡（马来西亚）分列第12、14和15名。

2021年东盟金融科技的融资投向按细分投资领域划分，支付领域多年来稳居第一，获得19亿美元（55%）融资，投资科技和加密货币分别以4.57亿美元（13%）和3.56亿美元（10%）居第二和第三位。目前东盟的金融科技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尚处于“跑马圈地”的阶段，无法预计哪种模式或哪家企业能够最终胜出，除少数跨区域的互联网独角兽外，尚未出现类似阿里巴巴和腾讯的龙头型金融科技企业。

东盟地区的传统金融服务发展相对缓慢，同时数字化生活的快速发展又带来数字金融服务的爆发式需求，国内的金融科技企业基于中国互联网金融市场的成长经验，以及中国与东盟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纷纷选择东盟作为出海的目的地。

阿里巴巴和腾讯是中国对东盟进行金融科技投资的“领头羊”。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通过直接投资入股和技术支持等方式进入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多个国家，并且正在申请新加坡互联网银行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在线贷款牌照，进一步提升其在东盟区域内的跨国数字金融服务能力。腾讯旗下的微信支付目前在马来西亚和泰国普及率较高，同时腾讯通过投资电商、游戏、娱乐等本土数字经济企业，借助各种数字化生活服务打开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市场。除阿里巴巴和腾讯外，中国的创投机构对东盟金融科技的投资热情较高，据统计2016~2019年，东盟金融科技相关公司所获融资中40%都来自中国创投机构。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方面，理解和把握当地监管政策动态和趋势，并制定符合当地监管政策和行业准则的企业经营战略，是在海外市场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性准备；另一方面，根据当地政策和实际需求，及时创新自身产品和业务模式，提高核心技术竞争力及推动服务转型，从中长期来看，可能是我国金融科技出海企业的必然趋势。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传统金融服务的相对不足，意味着东盟的金融科技市场潜力巨大和空间可观。在投资机构大量涌向东盟和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东盟各国都意识到金融监管升级和金融系统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机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采纳和出台。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2016年6月发布《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5]（Sandbox）。2019年8月，又推出了“金融科技快捷沙盒监管机制”[6]（Sandbox Express），为创业企业测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更快捷的选择。2022年1月1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再次发布沙盒升级机制（Sandbox Plus），提供了三项增强服务[7]为进行金融科技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企业提供更有效的一站式服务。2016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推出监管沙盒计划。泰国银行于2016年12月发布《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的正式版。印度尼西亚金融管理也效仿和采纳了新加坡的监管沙盒机制。

长期和稳定地开展金融科技业务，持牌合规经营是大势所趋。2019年3月印度尼西亚金融管理局（OJK）收紧线上借款公司的牌照发放，并加强对当地线上借款平台的监管，包括对申请运营牌照的在线借贷公司提出了六项要求[8]，并宣布封杀上百家未能取得监管认证的金融科技公司，同时联合谷歌手机应用商店（Google Play）下架相关现金贷产品。经过这一次的监管升级，外资金融科技企业更加重视本地化发展以及通过“技术赋能”和数字化工具开展合作。

东盟各国的金融监管政策和模式不断演化，牌照申请时间周期较长，而且除新加坡外，东盟主要国家对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金融服务都有一定的外资准入限制，限制方式主要是股权比例，因此中国企业在寻求投资和合作时必须特别重视跟踪和把握相应监管政策和牌照限制，积极探索借助云服务和大数据等新型工具的技术合作，同时重视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团队。

结论和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的新蓝海。东盟在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新和升级等方面有巨大的投资需求。东盟的金融科技投资爆发式增长，新加坡和印尼是区域中心。东盟电子商务、生活服务（出行外卖）、游戏娱乐和社交等领域均在过去5年保持了很高增速，而且疫情在客观上进一步助推了东盟的数字化生活加速，预计未来10年东盟的数字化生活需求将继续保持可观的增速。东盟生鲜杂货和外卖行业，及配送仓储物流行业，数字金融服务（支付、借贷、保险和投资等）有很好的创业机会，数字健康服务和数字教育服务处于加速萌芽期。

综合东盟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实际经验，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建设政府层面的长效沟通机制，帮助中国企业理解和把握东盟各国的相关数字经济监管政策和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经济企业的投资和合作、金融科技业务的开展均涉及诸多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东盟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保持常态高效的沟通，是保障各方长期稳固合作的重要基础。

2、在商业模式方面积极创新“中国经验技术+本地需求”的数字解决方案。数字经济企业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本土化，出海企业必须做到真正尊重当地文化，理解当地市场需求，为当地用户提供适合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技术经验与本地化运营团队的结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3、中国与东盟国家密切人文交流与合作，共同培养数字经济人才。大部分东盟国家在推动数字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人才资源短缺。因此中国和东盟在数字经济方面的教育投资需要持续增加投入和合作，以确保所有社会群体和企业都能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

北大汇丰智库国际组

撰稿人：蔡荣，刘世禹

成稿时间：2022年4月14日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

chengyun@phbs.pku.edu.cn）

编辑：吴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