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至20日,2025深圳国际金融大会在前海举行,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汇丰商学院院长王鹏飞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金融与科技创新——理论机制与案例分析”的主旨演讲。演讲深入剖析了金融在支持企业创新中的核心作用与理论机制,并结合特斯拉、宁德时代等国内外案例,揭示了金融与创新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同时,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当前创新生态中存在的一些结构性挑战进行了审慎评估,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性思考。

金融科技在国家战略格局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梳理近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是在2024年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强调要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鼓励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这深刻揭示了顶层设计对金融赋能创新这一命题的高度重视。那么,金融究竟如何影响乃至塑造创新进程?其内在机理为何?当前中国的创新实践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金融的“神经”与“血液”:支撑创新的核心功能
经济学研究在过去六十年的一个基本共识是,科技进步是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而企业则是实现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在此过程中,金融体系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一个生动的比喻是:金融犹如市场经济的“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
作为“神经系统”,金融具备发现和感知功能。它如同经济的“眼睛”和“耳朵”,通过价格信号、市场交易等方式,敏锐地捕捉信息,识别那些具备潜力和价值的创新项目与公司,并据此进行资源配置的决策。作为“血液系统”,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融通与循环。它将资金从拥有储蓄但未必具备创新能力的分散投资者手中,高效地引导至那些虽然高风险但潜在回报巨大的创新活动之中,为经济肌体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具体到创新活动,其本质特征在于高度的不确定性与风险。金融产品与市场的演化,例如各类保险、精心设计的融资协议以及金融衍生品等,恰恰为企业家提供了分散微观经营风险、规避宏观系统性风险的工具箱。这种风险配置能力,极大地鼓舞了企业家精神,使得更多社会资源敢于投入创新领域。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以研发投入、专利数量衡量创新的“量”,还是以专利引用率、技术新颖性衡量创新的“质”,一个健全高效的金融体系都表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例如,学术研究发现,那些面临更强“金融约束”(即更难或更贵获得外部融资)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强度、科研人员占比以及专利产出水平,均显著低于融资环境更为宽松的同类企业。这正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缺乏金融活水的灌溉,创新的种子便难以生根发芽。
二、机制解析与全球证据:金融如何催化创新
金融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可以通过一个简洁的经济学模型——供求关系框架——来理解。企业进行创新活动需要资金,其内部自有资金可以视为基础,但成本(即机会成本,如存入银行可获得的无风险收益)是既定的。当创新需求超出内部资金供给时,企业必须寻求外部融资。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等“金融摩擦”的存在,外部融资成本通常高于内部资金成本,且融资规模越大,边际成本可能越高。这就形成了一条先水平后向上倾斜的资金供给曲线。
当金融体系发展滞后、摩擦较大时,资金供给曲线位置较高且更陡峭,企业实际的创新投入被压制在较低水平。一旦通过金融深化改革(如发展资本市场、促进银行竞争)降低了金融摩擦,资金供给曲线便会向右下方移动,变得更为平缓。这使得原先受融资约束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多资金,从而将创新投入推升至更高水平。而对于那些本就资金充裕的企业,这种效应则相对不明显。这一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验证。
来自股票市场的证据:一项覆盖全球60多个国家的自然实验研究(发表于2021年金融学顶刊)发现,当一国出台政策扶持股票市场发展后,该地区的专利数量、专利引用率以及企业创新质量均出现显著提升。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为高风险创新项目提供了重要的退出渠道和定价机制。
来自银行体系的证据:美国的经验显示,解除银行跨州经营限制后,银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对企业贷款的利率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企业专利数量的增加。中国的数据同样表明,外资银行准入和民营银行的兴起,通过加剧竞争、改善服务,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创新产出。
风险投资的独特角色:风险投资(VC)在支持创新方面扮演着尤为关键的角色。2022年一项权威研究指出,在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中,其专利申请量排名前10%的“核心专利”占比高达48%;而在非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中,这一比例仅为24%。这表明风险投资不仅在“量”上提供资金,更在“质”上发挥着筛选、培育和赋能的作用,其较长的投资周期和耐心资本特性与创新活动的长期性高度契合。
三、案例透视:特斯拉与宁德时代的创新金融密码
理论需要实践的检验,特斯拉和宁德时代的成长历程是金融支持创新的绝佳注脚。
特斯拉案例生动诠释了“耐心资本”的重要性。从成立到实现盈利,特斯拉走了整整十五年。期间,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这家尚未推出成熟量产车型、持续“烧钱”的公司一度濒临破产。彼时,传统金融机构因其高风险属性望而却步。关键时刻,美国能源部提供的一笔关键性贷款(源自奥巴马政府的新能源扶持政策),成为了特斯拉的“救命稻草”,助其渡过难关。此后,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募集资金,特斯拉才得以将概念性的产品(如Roadster)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化产品Model S。后续持续的股权融资支持了其产能扩张(如上海超级工厂),最终在2018年走向盈利。特斯拉的历程表明,对于颠覆性硬科技创新,传统的债权融资往往力有不逮,需要天使投资、风险投资、政策性贷款乃至资本市场等多层次、长周期的金融工具协同支持。
宁德时代与阿里巴巴案例则揭示了创新对金融的反哺作用。企业通过成功的创新,能够显著改善自身的融资条件,形成“创新-融资-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学术研究发现,企业创新成果的披露,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的关注,增强其在融资谈判中的议价能力,从而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宁德时代每次发布突破性的硬核产品(如通过新国标认证),其股价在当日均出现显著上涨(例如2025年9月5日上涨6.93%),这反映了市场对其创新价值的认可,提升了其通过资本市场再融资的能力。同样,阿里巴巴在2025年8月29日财报中披露其AI基础设施和研发累计投入超1000亿元后,市场反应极其积极,港股次日大涨18.5%,市值增长近6000亿元。这清晰地表明,市场对真正具有前景的创新活动给予了极高的估值溢价,创新投入带来了丰厚的资本回报。
四、警惕过度金融化:创新背后的潜在风险
在强调金融对创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必须警惕“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公众对某些复杂的金融创新产生了质疑。学术研究也证实,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金融发展水平过低时,创新不足;但当金融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需求时,同样会抑制创新。
这种现象的机理在于,过度金融化可能诱使企业将资源过度配置于金融投机活动,而非实体研发。例如,一些企业可能利用AI等热门概念进行财务炒作,而非扎实投入技术研发,这无疑会挤出真正的创新资源。研究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那些更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其专利数量和引用率出现了持续性的下降。这表明,由过度金融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对创新能力的损害是深远而持久的。因此,构建稳健的金融体系,防止金融空转和资产泡沫,是保障创新活动可持续进行的重要前提。
五、审视与前瞻:中国创新生态的挑战与优化路径
当前,中国在诸多新兴领域取得的创新成就令人振奋。然而,基于实证研究,有必要指出中国的创新生态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关注的结构性问题,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未来政策的精准施策。
首先,从宏观数据看,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已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但微观层面的效率有待提升。一个关键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在投入不变情况下,生产效率的指标。理论上,研发投入回报高的经济体,进行研发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布应显著优于不进行研发的企业。然而,中国的数据显示,这两类企业的TFP分布曲线高度重叠。此外,并未观察到TFP越高的企业,其研发投入强度也系统性更高的明显趋势(除少数明星企业外)。这说明,中国的研发资源配置效率可能存在优化空间。
究其原因,一些严谨的学术研究(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指出,中国的部分研发投入可能具有“政策性驱动”特征。当地方政府将研发投入强度(如占GDP比重)作为考核指标时,可能会通过补贴或行政引导,促使那些原本研发强度处于临界点(如略低于要求)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部分“被动”的研发,其效率可能低于企业基于市场前景和自身竞争力做出的“自主性”研发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中国研发投入总量巨大,但整体效率表征却未达理论预期。
其次,在风险投资领域,政府主导的色彩较为浓厚。虽然政府引导基金在早期填补市场空白、引导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调查显示,部分企业家认为与政府背景的风投合作,可能存在除资金支持外的“劣势”,其中最主要的担忧在于政府可能对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进行非市场化的干预。政府的优势往往体现在解决土地、牌照等制度性壁垒方面,而非纯粹基于技术前景和市场判断的专业化投后管理。
因此,面向未来,中国的创新政策似应更加注重两个方面:其一,政府在积极作为的同时,应更加尊重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着力营造普惠、公平、稳定的创新环境,减少对研发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识别创新方向、评价创新价值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二,在风险投资领域,应着力培育和壮大市场化的、专业化的风险投资机构,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形成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良性风投生态。
六、结语
金融与创新,如同共生共舞的伙伴。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激发和滋养创新的肥沃土壤,而持续不断的创新则是金融体系价值实现和效率提升的根本动力。理解二者之间复杂的理论机制,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与教训,并客观审视自身发展中的成绩与挑战,对于推动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来源:人大深圳社会科学、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