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城市群集聚的“新型城市化”机遇。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形态是围绕超大中心城市形成的城市群、城市带、都市圈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当前我国城市化率总体已达60%，进入中心城市带动城市群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但距离目前发达国家普遍的80%~90%左右城市化率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城市化率也将持续提升。但是这种向城市的集聚也不会是超大型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而是均衡分布在围绕超大中心城市所形成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等，这是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形态。借助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通讯设备的连接能力，人口相对集聚，生产、消费、居住、休闲等各项活动能够以更加和谐的方式在城市圈层范围内有机组织起来，使工作和生活的品质都得以向更高层次提升。

——数字经济引领的“新基建”机遇。一方面传统的消费行为模式和公共服务、科教服务、医疗服务等借助数字技术得以改进，特别是疫情以来，以移动端为主要特征的电商平台、在线教育、在线会议等数字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和体验质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本身开拓了新的信息服务产品，比如5G技术支持下的大量应用场景，这是典型的通过优化和创新供给能力来开发新的需求，使得需求端质量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结合，催生智慧城市，城市服务和社区服务将更加完善，城市的人居环境也将更加舒适、便利。

——消费下沉与消费升级并举的“新消费”机遇。当前消费升级体现在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品牌、新质量标准在新的市场空间的推广和普及，在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人们的收入和购买力普遍提升，伴随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完善，使人们有更强烈的意愿支付更高水平的商品和服务，总体上呈现消费升级的趋势。同时，低线城市的消费购买能力也在提升，品牌化的商品和服务不断向低线城市下沉渗透。电商平台的出现为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提供了更加透明的信息，消费质量更有保障。这种消费下沉本身带动的是当地的消费“升级”，而不是“降级”。新型城市化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更加讲求闲暇时间的体验质量，产生新的服务型、休闲型消费需求。

最后，要充分认识到优先保障就业是实现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有效扩大内需，就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升总体的消费能力。而使人们愿意消费、敢于消费的前提是拥有稳定的工作。因此，要不断创造新的多种形式的就业岗位，通过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实现人岗间的技能匹配，并通过更好的技能匹配促进收入水平和结构的优化。

来源：深圳商报2021年2月22日A04版 | 本篇编辑：吴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