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一书将平台定义为“面向用户数据的系统收集、算法处理、流通和货币化的多面连接器”。平台通过接口和用户协议，涉及个性化、声誉、趋势和监管等选择性活动。虽然平台为创客和企业家开辟了新的商业模式、高效的服务、显著的消费者利益和利润，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平台参与者也投资了相关平台，同时引发了财富极度集中、部分公共利益流失等问题。该书作者Jose van Dijck、Thomas Poell、Martijn de Waal指出：“平台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无价值的建构，它们的架构中内嵌着特定的规范和价值。”平台的副作用可能是过滤泡沫、夸大评论、机器人大军、指标游戏化，以及对社区公平标准的界定不清晰等。不加节制的平台机构影响相关的消费者、劳动者和更大范围的公序良俗。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有“五大”（谷歌、Facebook、亚马逊、苹果、微软）大型网络平台商，以及Uber、23andMe、PatientsLikeMe、Coursera等特定行业平台。五大平台已经成为全球主导，并具有相当大的跨行业影响力；它们几乎像公共事业一样发挥作用，在某些领域具有近乎垄断的权力。它们在“灰色法律地带”运作，经常会引发利益冲突和缺乏公平性的问题。它们的算法不断变化，被视为商业机密，不受公众或审计的监督。在国内，同样有BATMD（百度、阿里、腾讯、美团、滴滴）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各自业务中发挥巨大影响。以外卖为例，因为服务的提供方和接受方都对中介和匹配核心的平台产生依赖，平台可以轻易地依据配送工作对“外卖小哥”生存的必要程度，将最远或最难的订单派送给那些不得不接单的工人，以降低配送成本；同样，依据顾客的所在区域、价格偏好、消费行为区别化服务定价，以提高营收。

互联网平台搭上了世界各地公众、政府和其他公司搭建的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学术课程和新闻内容。以新闻领域为例，新闻占主导地位的平台挑战了信任、新闻全面报道、内容多样性和新闻独立的概念。平台化导致新闻从媒体机构中解脱出来，并由内容聚合者以新的方式进行重新组合。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数据化重新定义了编辑的守门人角色。由于“平台的技术商业战略”，数据化和新闻自主权之间存在张力。传统新闻媒体正在经历混合模式，受众-内容-广告商关系的控制权让渡给了平台；现在大多数内容生产者仅仅沦为大型平台的“补充者”：新闻媒体机构生产的新闻数量和质量越来越受到平台算法的影响。其中情绪化和娱乐化的新闻往往传播得更好，许多出版机构已经成为“内容工厂”。尽管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声称自己是科技公司而非媒体公司，但它们在新闻源选择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学者呼吁，事实核查规则和出版指南应该开放，接受民主评估，而不是成为“黑箱子”般的秘密决策流程。

《平台社会》一书指出，平台玩家如今拥有惊人的经济和民间力量，平台应该为自己所掌握的权力承担更多责任。平台参与者的私人收益应该为共同利益和公共价值作出贡献；所有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都应该获得利益。数字平台引发的相关问题，解决办法必须来自市场（科技公司）、政府（国际、国家、地方）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共同承担责任和合作，以使公共价值和共同利益成为中心。这些社会价值包括隐私、准确性、安全、保障、公平、透明度、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包容性、民主控制、责任、问责制和善治。

政府应该代表同样是共同创造者的公民，在市场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应该更多鼓励关于“文化理念、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的辩论。重要的是，要清楚地阐明平台的外部性是什么，相关的公共价值是什么，谁能从中受益，以及如何全面累积公共利益。学者建议的措施包括透明度和问责制的要求、注册数据会计、公民集体和生态系统治理的整体框架。这样的措施可以增加公众对平台的信任，从而对平台参与者也有商业意义。

来源：深圳商报2021年3月1日A03版

本篇编辑：吴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