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北大汇丰智库主任海闻教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进行了深度解读：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疫情的较大冲击，但著名经济学家海闻教授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对明年的经济表示乐观，“因为看到最新的政策变化，我觉得GDP增速明年至少可以达到5%，甚至有望超过6%”。
随着疫情变化，我国也在不断调整优化防疫措施，加快经济全面恢复被摆上更重要的位置。12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求“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同时，要求“要坚持真抓实干，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
努力拼经济，打好年底“收官战”，为明年“开好局”，正在成为各地共同的行动。部分经济学家也提出了“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
而在海闻看来，要想尽快恢复经济，国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升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特别是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在政策、金融、行业准入等方面给予平等地位。而国际上最大的挑战，则是真正去实现更大更深的开放。
同时海闻相信，鼓励和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本身也是对经济的提振，中国的新兴产业健康快速地成长，将拉动经济更好地发展；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经过几年调整，炒房的需求暂时已经不大，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却需要鼓励。这为宏观政策提供了空间。面对经济不景气，海闻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比货币政策更加直接有效。
谈经济恢复：
对内提振信心和预期
对外寻求更大更深的开放
要想尽快恢复经济，国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升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这一点，光靠增加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
NBD：疫情对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您看来，我国经济当下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海闻：中国经济目前面临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较困难的局面。2022年中国前三季度GDP增长只有3.1%，与年初两会提出的全年增长5.5%的目标相差甚远。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10月份的数据是5.5%，前10个月的平均失业率是5.6%。10月份16岁至24岁青年人调查失业率为17.9%，虽然比7月份的19.9%下降了一些，仍处在相当高的状况。
原因有两个方面。国内原因正如中央所强调的，主要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国际原因主要是全球通胀、经济衰退，以及以中美摩擦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环境。
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国内因素中，需求收缩是直接原因，但也是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结果。
今年以来，疫情的传播和某些地方对疫情的过度防控，不仅影响了商品的正常生产和服务业的正常运行，也导致了某些产业链的中断，影响总供给；同时，由于生产下滑，失业率增加，企业和个人收入下降，也严重影响消费。今年前三个季度，消费增长只有0.7%，相比疫情前的年平均8%来说，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投资方面也如此，今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长只有5.9%（去年11.5%）。
而投资和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转弱。前三季度，民间固定投资增速下滑到2%，远低于国有相关投资增速的10.6%。消费者信心指数从4月份开始一直在87左右徘徊，低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92.4。
NBD：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些经济学家呼吁“放开经济活动”。怎么理解“放开”？要想尽快恢复经济，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海闻：我理解“放开”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放弃过度和过时的防疫做法，转为更加科学、更为人性、更小经济与社会代价的防疫措施，让人们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和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防疫是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任何政策的实施，都会有社会和经济成本，我们需要用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和保障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
要想尽快恢复经济，国内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提升民营企业家和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和预期。
这一点，光靠增加政府开支和货币供给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在政策、金融、行业准入等方面给予其平等地位，鼓励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在创新创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要依靠民营经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这样才能尽快恢复消费，从而恢复经济增长。
至于国际上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真正通过更大更深的开放，防止经济和技术的脱钩，保持和扩大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维护和促进多边经贸体系，真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在理论上、体制上、政策上，都要真正理解和重视民营经济在新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我们面对的很多任务和挑战，包括需求拉动经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创新驱动发展、减缓老龄压力、加强国际合作与竞争，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
NBD：的确，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疫情之下承受冲击也较大。但您为什么特别强调改善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和平等待遇问题？
海闻：关于民营企业的信心和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疫情冲击的问题，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社会对民营企业的偏见、体制政策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限制，以及一些地方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的不利。
首先，社会仍然存在对民营企业的偏见，总认为民营企业都是唯利是图的，没有社会责任的。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公立医疗系统承担了大量医治救援工作，就有舆论出来谴责民营医疗系统靠不住。在总结某市防疫工作做得好，居然也说是因为没有雇用民营企业做核酸。部分言论把个别人、个别企业的不良行为当作民营企业的总体形象。
其次，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为不信任，一些重要行业仍然没有对民营企业开放。一些地方政府的会议，国有企业的领导可以参加，而民营企业代表则不能参加。政府领导参加国有企业的活动不会有问题，若参加民营企业活动则可能不被允许，甚至遭到质疑。银行贷款也一样，贷给国有企业的坏账至多是失误，贷给民营企业的坏账则要查一查有什么背后私利。最近几年，甚至出现一些认为“民营经济已完成历史使命，应该退场”的文章。
第三，一些地方的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不利。如果地方政府平时没有服务，需要时请民企“赞助”，监管很“严”，执法随意，且常常随意变更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很难得到健康发展，一些企业为了生存或者获取利益，反而滋生出违法行为。
NBD：那么，对于当下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您有什么建议？
海闻：首先，在理论上、体制上、政策上，都要真正理解和重视民营经济在新时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新时代我们面对的很多任务和挑战，包括需求拉动经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创新驱动发展、减缓老龄压力、加强国际合作与竞争，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而要切实做到在法律、行业准入、金融投资等方面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当然也包括监管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同等要求。各地政府要努力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这一点、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都做得比较好。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提出的“晋江经验”20周年，晋江民营企业之所以发展得好，主要得益于当地政府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坚持鼓励企业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
晋江政府支持民企发展的经验有“四到”，即“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很值得各地政府学习。
要完善资本市场，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取资金以便更快更好地发展，让新兴产业的企业从一开始就通过市场来提升自身的创新和竞争能力。
NBD：目前，一方面需要提振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大产业转型升级。这两个目标之间如何平衡？
海闻：提振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其实并不矛盾。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中等收入阶段，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资需求后，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社会的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美好生活不仅包括舒适的生活环境、充分的医疗健康保障、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也包括高质量高科技的消费品、高智能高效率的服务等。新一代信息产品、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鼓励和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本身也是对经济的提振。
NBD：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新兴产业，在产业政策上如何进行支持？
海闻：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应该更多地给予基础研发方面的支持，而不是仅仅给予资金上的补贴。要鼓励教育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研发和人才培养。同时，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企业在这些领域的科技创新。要完善资本市场，鼓励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取资金以便更快更好地发展，让新兴产业的企业从一开始就通过市场来提升自身的创新和竞争能力。
只有这样，中国的新兴产业才能健康快速地成长，也拉动经济更好地发展。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对大中型城市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释放有效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支持杠杆相对较低、经营相对稳健的房地产企业，缓解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压力，遏制房地产债务风险在企业中的蔓延趋势。
NBD：房地产行业发展，对整个经济影响很大。怎么看房地产行业目前的情况？问题在哪里？
海闻：房地产对于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产业。房地产业的产业链很长，从土地、建筑、家具、耐用消费品、餐饮零售、物业管理、甚至到交通等都会涉及到。
目前，发达国家房地产业占GDP的比重都超过10%，美国约14%，中国约7%。这几年由于中国的调控政策，房地产的投资增长率和占GDP的比重都在下降，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比重只有6.4%。
中国的房地产经过几年的调整，炒房的需求暂时已经不大，但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目前也比较弱，今年以来的销售和投资都是比较明显的负增长。这既有金融方面的原因，有经济下滑收入下降的原因，也有疫情严重、封控严格的原因。如果疫情过去，人口流动正常化，加上经济逐渐恢复，预计房地产需求在明年下半年应该有所增长。
不过，房地产需求的改善幅度可能还是会比较弱。因为对于中小城市来说，住房有些过剩，房价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不少城市还在托住房价，但如果价格没有调整到位，市场需求量也很难有大增长。对于大城市来说，还有不少限制性的政策，影响有效需求的释放。
NBD：那么，对于优化地产调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海闻：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对大中型城市房地产政策进行调整，释放有效的刚需和改善性需求。
另一方面，需要支持杠杆相对较低、经营相对稳健的房地产企业，缓解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压力，遏制房地产债务风险在企业中的蔓延趋势。对于本身杠杆率较高、经营问题较多的企业，采取市场化出清的方式，来缓解整个行业需求收缩带来的经营压力。我们看到，房企的融资政策，目前已经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进行调整。
面对经济不景气，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更加直接有效。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配以必要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政府债务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达到经济尽快恢复正常增长的目标。
NBD：应对疫情影响，我国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也推出了有力的举措，您怎么评价目前的效果？
海闻：近年来，面对经济下滑，央行和财政部都在启动积极措施，希望能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通过降准和降息，今年前三季度，广义货币M2已经增长了12.1%。在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减税和基建，广义财政支出已经增长了12.8%。另外，国家在5月份下达了“6个方面33项措施”的一揽子计划，涉及了退税、铁路航空专项债、小微贷款在内的累计约12万亿的刺激措施。可见，货币和财政政策已经在不断发力。
但目前投资和项目进展似乎还不快，经济恢复得也很缓慢，这里既有从政策出台到落实项目再到实际生产和消费的“时滞”问题，也有企业和居民对未来预期偏弱信心仍然不足的原因。
NBD：要提振发展信心，放开经济活动，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还有哪些可以提供的“武器”？在这方面，如何形成有效的政策组合？
海闻：还可以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来降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比如，进一步降准降息，尤其进一步调降房贷利率来促进住房销售。我国的存款基准利率也多年未变，也可以通过调降存款基准利率来降低金融机构负债端成本，激励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以支持实体经济。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增加专项债额度，加大对基建、居民消费、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中央政府可以增加债务融资力度，或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加专项债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置换力度，阻断房地产风险向城投平台类企业的蔓延。同时，有关部门要监督政府将减税降费落到实处，尤其是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力度，避免经济、财政越困难而地方政府反而变相“加税”的情况。
总之，面对经济不景气，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更加直接有效。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配以必要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政府债务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达到经济尽快恢复正常增长的目标。
如果一定要给GDP设置一个增速的话，我觉得明年至少可以达到5%，甚至有望超过6%，会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2023年增长4.4%的预测。
NBD：在目前的政策和条件下，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预期？
海闻：对于明年的经济，我现在持乐观态度，主要原因是看到了最近防疫政策的转变。如果不出现新的更为严重的病毒，国家继续实行更加科学和宽松的防疫政策，明年尤其明年下半年的居民消费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弹。而消费的快速增长不仅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居民收入，从而通过乘数效应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
今年出台的一系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会在明年产生一定的效果。宽松的货币供给会更好地解决流动性问题，甚至会带来一定的通货膨胀。轻度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对企业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也会促进企业短期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提升对长期投资的乐观态度。
房地产政策的优化是另外一个利好的因素。近期上海、武汉、南京等地协助和支持房地产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放宽限购范围、调整房贷政策等措施，有利于提升住房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也会推动房地产企业的投资。
国际环境方面，虽然欧美国家明年大概率会经历经济衰退或滞胀，也会或多或少影响中国出口，但中国跟西方国家的关系会得到一定的缓解，有利于国际产业链的相对稳定，也有利于外商在中国的投资。
NBD：如果要给中国明年的GDP设置一个增速的话，您愿意给一个什么数字？理由是什么？
海闻：如果一定要给GDP设置一个增速的话，我觉得明年至少可以达到5%，甚至有望超过6%，会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2023年增长4.4%的预测。我的主要理由有两个。
一是中国目前仍处在经济起飞的历史阶段，还处在城镇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仍有许多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中国人民致富的愿望和动力仍很强烈，会在各种条件下努力生存和发展。今年经济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是疫情和严格的防控措施，这些情况估计明年不再存在。
二是今年经济增速太低，估计略高于3%。从一个较低的不太正常的水平恢复到正常，其同比增长率就会高一些。就如2020年GDP增长2.3%，2021年就高达8.1%。即使2023年GDP增长6%，两年平均也不到5%，仍低于2020和2021的两年平均增长率。但无论如何，疫情的结束一定会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
排版|陈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