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赖不断增加，原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70%，而石油进口贸易所面临的外部市场环境却愈发复杂，2022年2月的俄乌冲突更是将国际油价推向了超过100美元每桶的历史高点。

短期来看，国际油价高企正在导致前所未有的进口供给不稳定，急需政策关注。中长期来看，在消费重心向亚太转移和地缘政治干扰长期化的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石油进口贸易还面临定价不公和韧性不足两大挑战，需要政企合作持续发力。

针对当前石油价格异常波动，结合近年国际石油市场主要变化趋势，本报告为改善当前中国石油进口贸易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一是要通过调节国内供需等手段稳定短期进口价格，防止进口数量大幅下跌；二是要通过提升原油期货市场国际化程度等方式改善长期进口溢价，增强国际定价影响力和话语权；三是要加速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和非美元配套服务的完善，多方携手打造具有长期抗制裁韧性的石油进口供应链。

国际石油市场变化趋势

1. 短期供给趋紧，长期需求达峰

短期供给趋紧，油价不断走高。随着新冠疫苗研发连续取得进展、海外多国放松疫情管控，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得到阶段性缓和，全球石油需求不断复苏。但因OPEC产量恢复速度低于计划目标，供应侧持续紧张，生产恢复跟不上需求恢复，石油价格快速上涨。2020年以来，ICE布伦特原油期货一路突破多个整数点位，2020年12月突破50美元，2021年2月突破60美元，6月突破70美元，10月突破80美元，2022年2月突破90美元，2月下旬俄乌突发直接交火，新的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不足的预期，原油价格自2014年后首次突破了100美元每桶的历史高位，出现重新进入高位周期的趋势（图1）。

长期需求减弱，需求达峰将近。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能源低碳化的进展、石油替代能源的发展以及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导致全球石油消费增长逐渐减弱，一次能源结构中石油占比不断减小。2001到2020年，石油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从38%下降到31%，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的占比从1%增加到6%，天然气占比从23%上升到25%（图2）。目前这种趋势已经接近关键节点，即世界石油需求即将“达峰”，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欧佩克（OPEC）最新的预测[1]，世界石油需求很有可能在2025到2035中的某一时间停止增长。不同于见顶的需求，石油供给潜力仍存。2020年，OPEC+剩余的石油产能最高记录达1200万桶每日（不包含伊朗），已经基本能够满足IEA预测的达峰之前石油需求增量的最大值（最小估计：900万桶每日，最大估计：1500万桶每日）。同时，油气上游的投资并没有停止，除去对现有油田的维护，未来20年世界多地仍会有新的油田项目完成开发，包括美国、墨西哥和阿根廷的一批页岩油项目，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圭亚那的一批深海油田项目，沙特阿拉伯的一批浅海油田项目，伊拉克、哈萨克斯坦和北非的一批陆上油田和非洲的许多小型油田[2]，将会陆续为国际石油市场提供新的产能。

综合来看，俄乌局势和欧佩克国家增产速度将会是影响短期国际油价的主要因素，考虑到俄乌局势的不确定性，短期油价可能出现高位大幅波动，但随着各国新油田的投产和碳中和政策的实施，长期市场出现供过于求和油价回落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大。

2. 供给格局多极化，亚太成为消费增长主力

出口方面，随着俄罗斯面向亚太输油的管道不断投入使用和美国页岩油气、油砂和重油等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独联体地区和北美洲的石油出口量快速增长，对中东石油一家独大的局势起到了一定平衡。2001年中东、独联体和北美洲三地的出口量占世界总量比重为54%、12%、3%，到了2020年三者分别为42%、18%、14%（图3）。

进口方面，欧美消费动能下降，亚太地区成为消费增长的主力，贸易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根据BP的统计，2019年全球石油消费量为10096万桶每日，全球国际石油贸易量占石油消费量的70%，其中中日印三国、欧洲和美国进口贸易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29.8%、21.1%、13%，而2011年这一比重分别为26.1%、22.3%、20.2%（图4）。即使是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亚洲也保持了石油进口增长，与欧美形成了明显反差。

3. 地缘政治干扰经济化和长期化

产油国受到的地缘政治干扰中，经济强制性措施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来，导致全球石油断供峰值超过200万桶每日的主要事件中，区域战争相对减少，但经济制裁明显增多（表1）。产油国越来越多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强制性措施，如贸易中止、金融冻结、物资禁运等，从而导致其石油供给受到进入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的限制。

相比区域战争，经济制裁造成的石油断供强度减小但持续时间变长。过去65年中，因制裁产生的断供最大峰值为260万桶每日，但区域战争导致的最大断供峰值维430万桶每日。时长方面，过去所有区域战争持续均不超过2年，而2018年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持续近4年并且还在继续（表1）。受当前乌克兰和俄罗斯紧张局势的影响，市场担忧俄罗斯石油行业受经济制裁影响的程度将会不断加剧，根据高盛的预测，已有的相关措施或将导致最高达300万桶每日的石油断供[3]。

展望未来，预计来自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制裁会更加频繁。因为通过经济制裁来实现地缘政治目的将比发动区域战争成本更低，打击范围更精准，效果更可控。

中国石油进口贸易现状

1. 进口总量跃居全球第一，需求增长受疫情影响小

进口总量方面，中国进口石油已经从亚洲第一变成世界第一。2011年，中国进口石油量为630万桶每日，约为印度的1.6倍，美国的一半。到了2017年我国进口量达1024万桶每日，首次超过美国，2020年达1287万桶每日，超过欧洲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经济体（图5），截至2020年，中国进口量已占全球进口量20%。

增速方面，中国的石油进口量不仅在2011到2019年间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高速增长，2020年仍然同比增长了8.8%（图6），是疫情期间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进口国。因为政府及时有效的帮扶政策和市场主体的积极复工复产，中国能源需求增长受疫情制约不大。

2. 对外依赖仍在增加，进口风险得到一定分散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去十年我国对原油的需求不停增加，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2011年中国原油进口量占表观消费量的55.9%，2015年首次突破60%，3年后再突破70%，至2020年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达到73.6%，10年间原油进口的对外依存度增长了18%（图7）。虽然对外依赖依然在增加，但是得益于我国进口来源地区多元化的趋势，进口风险得到了一定分散。2016 - 2017年间，我国的进口来源地集中度指数快速下降，到2020年已经明显低于10年前的水平（图7）。此间，我国对中东和非洲两个传统来源进口的减少，以及对独联体国家、中南美洲、欧洲和北美洲多地区进口的增加，是让进口供应链集中性风险下降的主要原因（图8）。

3. 当产油国出口受经济制裁影响，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具有短期韧性

2018年，当美国重新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时，中伊石油贸易受的影响较小。2017年，中国从伊朗进口了3115万吨原油，2019年，中国依然从伊朗进口了1477万吨原油，对比2017年减少了52.6%，而另外四个伊朗原油的主要出口国同期的损失量分别为日本72.8%、印度74.8%、韩国78.6%、欧盟99.9%（图9）。

中国受2018年制裁波及小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其一是中国在伊朗的主要石油公司与美国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少，美国经济制裁无法直接威胁其业务。2019年7月23日，美国宣布制裁中国珠海振戎有限公司及其高管[4]，理由是进口伊朗石油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石油禁令，珠海振戎将无法在美国管辖地区内从事外汇、银行、资产买卖等业务。但事后，财新采访的业内专家称“由于珠海振戎与美国当地企业几乎没有贸易往来，此次制裁或将对珠海振戎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5]。反观欧洲，外媒援引2019年德国商务部资料显示，“120家在伊朗运营的德国企业中仅有50%选择继续留在伊朗运营，留下来的公司都面临无法进行跨国转账的巨大挑战”[6]。其二是伊朗在受到制裁后对不惧美国制裁并愿意继续签订合同的进口商打折出售原油，增加了伊朗油对部分中国进口商的吸引力。2017年，欧盟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到岸均价为365.4美元每吨，比同期中国的到岸均价便宜17.5美元每吨，而到了2019年，欧盟与中国的到岸价差已经为负8.8美元，即中国从伊朗买的原油已经比欧盟便宜8.8美元每吨（图10）。

中国石油进口贸易的问题

1. 进口成本陡增，原油进口有大幅减少风险

受国际油价走高的影响，近期中国进口石油的价格急速增长。2021年3月开始，原油进口价格持续攀升，2021年5月出现6年来同比最大涨幅140%（图11），至474美元每吨，截至2021年12月，原油进口均价已达578美元每吨。成品油虽然也因原油涨价而价格上涨，但最大涨幅为121%，涨势不及原油（图12）。进口数量方面，2021年4月到11月，中国原油进口量持续下降8个月，在6月份出现24.5%的同比最大降幅，该持续性下降的时长和幅度都为6年来首次出现（图11）。而成品油进口量在2021年3月到6月期间短暂下降后又回升，暂无异常波动（图12）。当前趋势显示，因国际油价走高带来的原油进口成本剧增远超成品端，国内炼厂炼油利润率迅速收紧，进口数量明显受抑，预计现在的进口价格已经接近国内炼厂利润的倒挂区间，若国际油价受俄乌冲突持续上涨，进口数量将有大幅减少风险。

2. 价格歧视依然存在，溢价程度受中东供给波动影响明显

数据显示，2011到2020十年间，中国进口沙特原油和俄罗斯原油的到岸均价大多都高于欧洲从同区域进口的到岸均价，进口溢价依然存在。而且，中国对比欧洲的溢价快速增长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3 - 2015年和2018 - 2020年两个时间段，与两次伊朗石油受国际制裁禁运的时间高度重合，说明中国进口价格对中东地区的供给变化比欧洲更敏感。

欧盟国家和中国在进口定价方式和进口来源结构两方面的差异是导致中国进口价对中东供给更加敏感的原因。合同定价方面，截至2020年，中东和俄罗斯出口原油到欧洲都按布伦特原油作定价基准，而出口到亚洲仍以迪拜加阿曼原油和俄罗斯乌拉尔原油作为主要定价基准，即到欧洲是采用销售地标的商品定价，到亚洲按产地标的商品定价[8]，两种定价方式的差异决定了欧洲的进口价格更贴近其自身的供需情况，而亚洲的进口价格主要反映产地的供需。来源结构方面，在2018年的伊朗石油禁运之前，欧洲石油进口主要依赖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图14），而中国主要依赖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图15），俄罗斯的石油出口的政治经济环境比伊朗要稳定，俄罗斯的管道油比中东的油轮油运输也更稳定，因而中国的进口商在面临伊朗油源不稳定的时候会比欧洲的进口商要更急迫。

3. 产油国受经济制裁时间越长，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受波及程度越大

虽然在2018制裁的前两年，中伊石油贸易展现出短期的韧性，但数据显示美国制裁伊朗对中伊石油贸易的影响随着时间逐渐递增。2020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贸易量是392万吨，对比2017年的3115万吨减少了87.4%。 

导致中伊贸易规模持续缩减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政策和法律工具不停的更新和升级。 2018 - 2020的三年间，美国将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在三方面做出了变化（表2）：一是，将受制裁的行业范围从出口扩大到进出口，伊朗进口能力受到限制的同时，人民币在中伊石油贸易中的流动性也受到了限制。2018年美国经济制裁的主要对象是石油出口相关的能源、航运和金融行业，2019年增加了贱金属业，2020年增加了建筑、采矿、制造和纺织业，其中，贱金属是2017年伊朗从中国进口的第三大类商品（进口金额占总金额的11%），而与建筑、采矿和制造高度相关的机器和机械器具则是伊朗从中国进口的第一大类商品（39%）[9]；二是，扩大了对需要报告合规记录的金融机构的定义和其所需报告内容的范围，为其将非美国金融实体和相关数据纳入管辖范围奠定了法律基础。2019年6月到2020年2月OFAC通过修订《报告、程序和处罚条例》将非美国金融机构也纳入了需要报告拒绝交易记录的主体，同时二者都需披露在拒绝转账交易记录之外的更大范围的拒绝记录。三是，将监管重点放在受制裁行业的进出口供应链，即重点监管参与从伊朗运输石油或石油产品航运公司、船东、经理、运营商、保险公司和金融机构，实现由点及面的威慑效应。2019到2020年间，美国曾将包括航运巨头中远集团子公司在内的多家中国航运公司列入与伊朗运输有关的制裁名单，随后中远选择合规避险并于2020年获得制裁解除以保护其50多艘国际邮轮业务不受波及[10]。

政策建议

1. 稳定短期进口价格，防止进口数量大幅下跌

1.1 政府要引导市场形成合理预期，加大对国内石油供需平衡的调节力度

第一，加强市场监管，稳定市场预期。加强对石油乃至整个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监测、预警和分析，及时有效地发布和解读相关信息，采取适当措施排查异常交易和恶意炒作，依法严厉打击哄抬价格、囤积居奇、散播虚假消息等违法行为，保证石油和价格联动性强的整个大宗商品市场预期稳定。第二，持续对石油和互补性强的能源产品从供应和需求两端进行双向调节。若油价上涨压力继续，一方面，放松上游原油进口配额限制，开放更多配额给民营炼厂作为国营进口企业的补充，提升原油进口机动性，缓解民营炼厂成本压力，另一方面，收紧成品油和类似能源产品的出口限制，抑制国内对石油和其互补产品的不合理需求。同时，督促国内油田增产供产，中游制造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并且加大石油储备市场的调节力度，鼓励石油经营企业释放储备库存，必要时需考虑释放政府战略石油储备。

1.2 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增强对冲价格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第一，石油依赖型企业提升生产加工效率，加快能源转型。得益于2014到2020年的低油价时期，石油依赖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提升缺乏明显动力，在当前高油价冲击下，企业必须正视自身的石油使用效率问题，开源节流，有能源转型条件的企业应当加快转型步伐，降低石油依赖。第二，强化利用期货工具意识，增强对冲价格风险的能力。针对当前期货市场参与度不够问题，石油需求型企业需要增强对期货工具的知识储备和使用意识，积极通过期货市场建立虚拟库存，对现货储备进行套期保值，锁定采购成本和销售利润，对冲原油价格的波动风险。

1.3 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保证双向沟通及时有效

作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联络纽带，行业协会应该发挥向企业传达政府、政策意图和相关文件精神，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同时，要深入了解行业内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推动政府部门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应对措施。在石油价格持续紧张时期，行业协会要提高走访、调研和沟通频率，保证行业内的异常变化得到及时有效的应对和协调。

2. 改善长期进口溢价，增强国际定价影响力和话语权 

2.1 政府进一步推动上海原油期货作为中国石油贸易的定价基准，增强中国对国际石油定价的影响力

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上海原油期货市场的稳定性、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一是，增大国内对标的原油品种的有效供给，保证期货市场供给稳定；二是增设交割库、增加可交割油种，促进产业尤其是民营炼厂的参与，提升期货市场与国内供需的关联度；三是交易时间覆盖外盘期货及普氏窗口交易时间，便利跨境客户的参与；另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结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机遇，在双边贸易中不断推广人民币结算，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逐步实现人民币由结算货币向计价货币的转变，逐渐将原油期货的人民币计价和石油人民币结算机制在中国石油贸易中结合起来。

2.2 企业继续拓宽石油的国际供应渠道，拓展贸易合作深度和广度 

虽然我国在分散石油进口来源风险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产地因素对进口价格的影响依然过多，石油进口企业还需继续坚持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战略，不断拓宽石油进口的国际供应渠道，分散供应风险，增强自身对供应链的选择权和对供应商谈判的底气。同时，利用好欧美企业在中东、俄罗斯等地撤资的时间窗口，寻求具有互补优势的供应商，开展跨地区或者产业链上下游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多方位的合作，加深相互依赖，保证长期稳定的供应来源。在有条件的地区，企业还应积极寻求与供应商和政府部门在石油管道建设方面的合作，提升管道输油比例，减少海上运输不确定性对供应链稳定造成的风险。

2.3 行业协会要积极整合行业内力量，帮助企业提升与供应商谈判的话语权

海外的行业协会要积极牵头，建立联合采购联盟。对外，用一个声音说话，统一进行价格谈判，提升议价能力。对内，协调行业内企业进口的数量、渠道和价格，杜绝国内企业竞相抬价的现象。通过各方合力，尽力提升行业内企业与海外原材料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时的话语权，维护供应链安全，提升国家战略资源的保障能力。

3. 提升对外贸易独立自主能力，打造具有独立属性和长期韧性的国际供应链

针对国际经济制裁措施的金融性、法律性和动态变化性，政府和企业需要合作打造具有独立属性和长期韧性的供应链，同时在顶层战略中坚持贸易来源多元化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

3.1 政府加速推进独立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贸企业提供覆盖全供应链的非美元服务选项

首先，加速推进中国在海外的港口、管道、进出口金融机构和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所有外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已有基础设施可承担业务规模和服务能力。虽然当前我国已逐步形成西北、东北、西南及海上四大油气进口通道[11]，但是马六甲海峡仍然承担中国近70%的石油进口[12]，而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贸易都很难避免使用新加坡港的国际船舶和金融服务，也就意味着70%的石油进口贸易难以规避受到美国次级制裁威胁的风险。其次，在已有港口、管道和进出口金融机构配套以非美元货币为基础的运营机制，保证中国石油及所有对外贸易相关行业企业从船舶停靠、运营融资、贸易结算到运输保险都有非美元服务的选项可选。最后，统筹推动已有的非美元外贸基础设施的联动合作，激活一整套非美元基建加服务的外贸生态环境。缅甸的皎漂港、克拉玛依的昆仑银行等都被寄予了推进中国与波斯湾地区贸易的战略希望，但互相之间的支撑效应仍非常有限，还难以帮助涉制裁国家企业实现全供应链避险。

3.2 企业减少涉及制裁国家项目中美国相关因素的依赖，为该地区业务打造具有长期韧性的供应链

对涉及制裁地区非制裁行业的石油企业，需要提前减少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境支付与结算系统的依赖，防止被针对重点行业的金融制裁波及。对涉及重点制裁行业的石油企业，需要在避免美元结算的基础上为该地区业务配置无美元联系的独立供应链，包括尽量选择与美国业务关系不紧密的贸易伙伴、非美元结算的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不受美国军事和金融影响的运输通道等，同时还需尽量避免美国员工参与涉及制裁国家的相关的敏感项目，并在该类敏感项目中尽量避免使用产自美国的原材料、设备及技术。对面临制裁范围跨行业扩大风险的石油企业，及时通过当地商会或者行业组织开展跨行业沟通，团结在该地区的进出口企业，联合启用非美元的结算体系和独立供应链，增强规模韧性，保证非美元货币在该地区的双向流通。在地缘政治冲突多发的时期，企业还需密切关注美国与受制裁国家的政策变化，及时调整合规策略。

3.3 贸易部门和涉外部门需坚持贸易来源多元化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警惕过高依赖和选边站队

欧美国家针对产油国的经济制裁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往往是双面的，一方面通过影响供需平衡推高国际油价推升国内整体的进口成本，但另一方面也会迫使受制裁国家对非欧美国家打折出售石油从而吸引国内有能力的炼厂增加订单。短期可能需要放松进口石油的配额限制，缓解国内价格压力，但是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都是近年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贸易部门需警惕石油企业长期从这些国家增加进口导致过高依赖，推升未来的风险。另外，涉外部门需对发起制裁国家和受到制裁国家的外交风波保持灵敏和客观，保证双向外交渠道畅通，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多方向积攒谈判筹码谋求最大谈判利益，帮助石油贸易企业尽量减少受地缘政治因素波及的时间和程度。

北大汇丰智库国际组

撰稿人：刘姝含

成稿时间：2022年4月11日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

chengyun@phbs.pku.edu.cn）

编辑：吴佳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