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局势多变、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背景下，畅通内循环，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显得日益重要。2022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更大力度激发消费潜力，加快推进广州、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规划布局若干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大湾区国际消费枢纽。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广东省消费现状及结构，总结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消费增速放缓、占全国比重下降等，以及呈现的新特点，如商品零售占比下降、网上服务零售增长较快、中小型/社区化零售趋势显现等，为下一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提出五点建议：一是依靠电商优势和AI技术，打造多元化智能化无接触消费新场景；二是依托汽车、家电等优势产业和知名品牌，建设国际化及区域性消费中心；三是缩小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差距，挖掘特色优势、推进区域消费市场协调发展；四是紧跟零售新趋势，推进实体店、流动摊等共同组建网格化便民生活服务圈；五是稳就业提收入降费用等多管齐下，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广东省消费市场现状

▶ 社消总额领先，增速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2021年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2万亿元（图1），继续领先江苏、浙江，位居全国第一；但同比增速9.9%，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2.5%，更低于江苏增速15.1%（图2）。若从两年平均增速看，广东社消仅增长1.4%，不及江苏（6.4%）、浙江（3.4%）以及全国平均水平（3.9%）。而这一现象并非因为疫情才出现，我们发现，从2017年开始，广东省的社消增长就有放缓的趋势，增速低于江苏、浙江以及全国水平，规模优势逐渐缩小，有被江苏赶超之势。

▶ 社消占全国比重下降，对省内经济拉动作用放缓

2015年以来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然持续增加，但对全国消费的贡献却有所下降，2015年广东社消占全国比例为10.9%，到2021年已降至10%（图3），与其GDP占全国比重上升的趋势形成明显对比（图4）。反观江苏，社消在全国消费中的比重持续上升，2015年占比9.3%，到2021年已增至9.7%，与广东的差距逐步缩小，隐有赶超之势。但与广东相同，江苏的社消在全国的占比也低于其GDP在全国的占比，两省消费市场在全国消费市场中的地位与其经济地位并不完全匹配。与广东和江苏不同，浙江社消在全国消费中的占比虽然仅有6.6%左右，但高于其6.3%的GDP占比，其消费市场的发展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看（图5），2018年以前广东社消占本省GDP的比重在40%以上，低于浙江，高于江苏和全国平均水平，2018年以后该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加速下滑，到2021年已降至35.5%，排在末尾。表面上看，广东消费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且减弱的幅度（7.5个百分点）大于其他省份，但考虑到可比省份社消占GDP的比重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关于消费市场可能存在一些共性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将在消费结构部分进行分析。

▶ 商品零售占比下降且增速放缓，有被江苏赶超之势

广东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商品零售[1]的占比平均在90%左右（图6），2019年以前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自2017年开始就已经有下降趋势，到2021年降至历史最低89.2%，与全国平均水平非常接近。餐饮收入[2]占社消的比例平均在10%左右，其中2017年占比最低，约在9.6%，随后稳步增长，在2020年疫情集中爆发的时期仍增长了0.2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全国餐饮收入占比则从11.3%降至10.1%。一方面与疫情的地域分布有关，2020年全国多地疫情集中爆发，以湖北最为严重，累积后的影响必然要大于广东单一省份所受的影响；另一方面与餐饮收入的统计范围有关，餐饮收入只包含限额以下住宿餐饮业的零售额和限额以上住宿餐饮业的餐费收入，且限额以下企业采取抽样调查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整个餐饮行业所受的影响。

从绝对额看（图6、图7），广东商品零售总额逐年增长（除2020年），2015年28095亿元，到2021年已增至39427亿元，持续领先全国其他省份；餐饮收入2015年3239亿元，2021年增至4761亿元，位居全国首位。

但从增速来看，广东商品零售的增速明显不及江苏（图8），从2017年起持续下滑，导致其商品零售总额相对于江苏的优势逐步缩小，2021年二者仅相差87亿元，江苏的商品零售总额有赶超广东的趋势；餐饮收入方面（图9），广东的增速在2018年以前低于江苏、浙江和全国水平，2018年后加速增长，即使2020年回落至-4.2%，但相对于全国-15.4%以及江苏、浙江-6%的水平而言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这也是广东在疫情期间餐饮收入占社消比仍然增加的原因。

▶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占社消半壁江山，网上服务零售增速遥遥领先

广东网上零售的发展引人注目，2015年以来广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的占比持续攀升，由27.3%一路增至2020年的55.5%，领先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图10）。疫情的爆发更是加快了线上零售的发展，仅2020年一年广东实物商品网上零售占比就增加9个百分点。此外，广东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的增速相对其他省份较为平稳，2018年后基本在20%左右，而江苏、浙江的增速则回落至10%左右。

除实物商品外，广东网上服务的快速发展也值得关注（图11、图12），2015年广东网上服务零售额仅648亿元，高于江苏的553亿元，但远低于浙江的1797亿元；但到2020年广东网上服务零售额已增至3461亿元，领先江苏2091亿元，与浙江的差距缩小至271亿元。增长方面，广东网上服务零售额增速连续5年领先江苏、浙江以及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速约为39.8%。线上服务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广东消费市场出现了新变化，仅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消费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也解释了前文提到的各省社消占GDP的比重都出现不同程度下滑的原因。

▶ 中小型、社区化零售趋势显现，汽车类零售占绝对优势

2015-2019年间，广东省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批发零售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呈下降趋势，由40%降至31%,2020年后受疫情影响有所提升，但也仅占33%。从全国来看，也呈现同样的趋势。2015-2019年间，全国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批发零售额占社消的比例由46%降至34%，疫情期间略有提升，至35%。限额以下企业和个人的零售额和占比提升似乎成了趋势，这与新零售以及社区团购概念的兴起不无关系。

2016年新零售模式兴起，即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各大商超如天虹商场等纷纷进入O2O领域，零售业也逐渐向线上线下全渠道运营演进。随着社交电商的发展，线上与线下结合也衍生出了新模式，2018年下半年社区团购概念兴起，它主要是依托于真实的社区、利用邻里关系开展的一种团购模式。由地方企业或个人发起，招募社区团长，让团长将社区居民拉入群中，分享商品链接促成商品交易，由消费者自己进行自提，通过渠道下沉耕耘于本地市场或周边的区域。直播卖货的出现更是助力了这种模式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传统商超不断优化业态模型，实现中小型、社区化，贴近用户需求。电商对最后三公里流量的快速获取和覆盖同时也推动了实体零售企业的业态转型，体现在新业态店面小型化和社区化，深入最后三公里精细化运营社区流量。

从广东省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批发零售额的具体产品构成来看（图13），汽车类产品占比最高，且呈增长趋势，2015年占比29.9%，到2020年已增长至35%，2021年略有下调，但仍占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批发零售额的34%，高于全国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批发零售额中汽车类产品零售额占比（图14）。这与广东省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上市车企中不仅有广汽集团这样的大型传统车企，还有比亚迪这样的新能源车企，围绕龙头企业所形成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区域集聚是导致该区域汽车类相关产品零售额较高的重要原因。2021年，广东省汽车产量达338.5万辆，同比增长8%，已连续5年保持全国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53.5万辆，同比增长155.6%，占全国同期产量的15.1%。

其次是石油及制品类产品，主要包括汽油、柴油、煤油等，2015年占比15.6%，但2020年降至11.9%，2021年有所提升，至13.7%。该占比及变化趋势与全国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零售额中石油及制品类产品零售额保持一致。一方面与新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导致的对石油等化石能源依赖下降有关，另一方面与疫情期间人们出行受限有关。

食品烟酒类产品和纺织服装鞋帽类产品零售额占比则居第三和第四位，但前者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较2015年增长2.2个百分点，后者呈下降趋势，由9.9%降至6.5%。这反映了疫情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人们会增加食品、日用品等刚性需求开支，相应地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

通讯器材类产品零售额占比从2015年的3.1%增至2021年的6.1%，高出全国该占比，表现出强劲的增势，即使在疫情期间仍然逆势增长1.1个百分点，反映了广东省通讯器材行业的发展地位。据市场研究机构CINNO报告数据，2022年1月国内市场前五大手机品牌中， OPPO、Vivo、华为销量分别占据前三位，而这三个品牌都来自广东省，品牌的影响力在推动企业乃至行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化妆品类、金银珠宝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产品的零售额占比虽然不高，但却保持了增长态势，显示了消费的新趋势。这些行业也是奢侈品品牌相对较多的行业，广东省未来建设广州、深圳等国际消费中心、实现消费升级，势必要引入国内外知名品牌，这些行业是重点对象之一。

分区域消费市场对比

从广东省内部各区域消费份额看（图15、图16），珠三角区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省的72%以上，占据绝对优势，但与其80%的GDP占比相比，消费的贡献有所不足。东翼、西翼、北部山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在全省所占比例则明显高于其GDP占比，不同区域间消费与GDP的倒挂与劳动力流动以及户籍管理制度有一定关系。如图17，广东省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占比不足80%，低于浙江和江苏；珠三角地区更低，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不足50%；而具体到区域内核心城市如深圳，这一比例不足30%。有人统计过，深圳非深户外来人口中来自广东省的占比30%左右。大部分来自粤东西北区域的人群在当地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匹配，在广深落户又有困难，且需承担较高的居住生活成本，消费能力受到限制，更倾向于汇钱给户籍地亲人消费或者攒钱以待未来回户籍地安家落户消费。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倒挂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善，2018年以来珠三角区域社消占比明显抬升，到2021年与GDP占比的差距缩小至3个百分点；东翼、西翼的社消占比下降，但由于其GDP占比也同时下降，所以社消占比高于GDP占比的倒挂现象仍然存在；北部山区的社消占比降幅明显高于其GDP占比降幅，二者的差距逐步缩小，到2021年GDP占比甚至高于社消占比1.1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广东省内各区域消费与GDP倒挂现象有所缓解，但区域不平衡问题加剧，东翼、西翼、北部山区与珠三角不断扩大的经济和消费差距急需解决。不仅省内如此，就在珠三角区域内也同样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广、深的GDP和社消在珠三角区域内占比均在60%以上，佛、莞则在20%左右，其余5个城市合计占比在20%左右；但在珠三角区域内GDP和消费倒挂的现象基本上不存在。

从各城市消费份额看（图18），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社消占比低于GDP占比的，如深圳、佛山、珠海。2021年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占全省的21.5%，低于其GDP占比3.2个百分点，但其上升趋势明显；佛山社会消费品零售占全省的8%，低于其GDP占比1.8个百分点，且二者均存在下降态势；珠海社会消费品零售占全省的2.4%，低于其GDP占比0.7个百分点，且不同于GDP占比的弱上升趋势，其社消占比有所下降。二是社消占比与GDP占比持平的，如广州、江门。2021年广州社会消费品零售占全省的22.9%，居全省首位，与其22.7%的GDP占比一致，且在其GDP占比因深圳赶超而下降的年份，消费占比的下降更加缓和，随后双双攀升；江门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占全省的比例与GDP占比一致，均为2.9%，但背后确是GDP占比缓慢提升与社消占比相对快速下降（3.3%降至2.9%）的矛盾。三是社消占比高于GDP占比的，如东莞、惠州、茂名、中山、湛江、汕头、肇庆、揭阳等。根据长期趋势这几个城市又可以分为三类：东莞社消占比和GDP占比均呈上升趋势；惠州、肇庆、中山GDP占比有所下降，但社消占比总体上升；对茂名、湛江、汕头、揭阳来说，两个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

可以发现，社消占比提升的基本是珠三角核心区城市，而东翼和西翼城市社消占比和GDP占比的双下降意味着其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消费对经济贡献的优势可能是暂时的，主要受益于早期网上零售业务的发展，很多网购发货地都是这四个城市，但随着全国各省市电商业务、直播带货业务以及快递物流的发展，东西翼四个城市的既有优势受到挑战，一旦既有模式被取代，发展空间将极为受限。

由于长三角城市数量与珠三角城市数量存在明显差异，无法直接比较两个区域的经济体量和消费体量，本文把长三角城市按所属地划分，分别比较江苏省内长三角城市、浙江省内长三角城市与广东省内珠三角城市的消费市场现状。

与广东相似，江苏和浙江省内不同区域也存在消费和GDP倒挂的现象（图19），江苏省内长三角城市GDP占比持续高于社消占比，2019年后有所收敛，与广东趋势相同；浙江省内长三角城市GDP占比与社消占比倒挂的现象于2017年后出现。

就核心区域内各城市的消费结构看（图20），江苏省内9个长三角城市中社消金额1000亿元左右、占比5%以下的仅有3个城市，苏州和南京社消占比在20%以上，其余4个城市社消占比相差不大，在8%-11%之间。社消金额最高和最低城市的差距有7684亿元。浙江省内8个长三角城市中社消金额在1000亿元左右、占比7%以下的城市仅有2个，杭州和宁波的社消占比在20%以上，其余4个城市的社消金额均在2000亿元左右，占比10%以上，社消金额最高和最低城市的差距有6192亿元。广东省内9个珠三角城市中社消金额在1000亿元左右，占比6%以下的城市有5个，广州和深圳社消金额分别为10123亿元、9498亿元，占比分别为29%、28%，其余两个城市东莞和佛山社消占比则在10%以上，社消金额最高和最低城市的差距有9074亿元。珠三角城市间的消费差距相对来说大于长三角城市。

广东省扩大消费

对经济支撑作用的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尽管广东省当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居全国首位，但在江苏社消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二者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广东被赶超的可能性增大。此外，粤东西翼地区社消和GDP占比呈现双下降趋势揭示了广东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紧迫性，甚至珠三角内部各城市间的消费差距也大于长三角城市。从广东经济发展长远角度考虑，发挥消费引擎作用、缩小地区差距至关重要。从现实角度考虑亦是如此。2022年，广东省定下6.5%的社消增长目标，按照这一目标，2022年广东社消将达47059.91亿元；江苏省的社消增长目标同样是6.5%，2022年社消总额预计达到45478.27亿元，如果上述目标实现，则二者的差距将在1582亿元左右。但根据2021年两省社消的增速数据（广东9.9%，江苏15.1%），以及两省社消增量差异（广东增量约3980亿元，江苏增量约5617亿元，二者差距1637亿元），如果江苏疫情得以控制，能较好地实现增长目标，超越广东或许只需要1年。

基于以上长短期发展需求，结合前文消费结构部分对广东消费市场的长短板分析，本文认为广东为如期实现社消增长目标，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既要依靠以往的电商优势和产业基础，更要补齐粤东西北和珠三角发展差距过大的短板，还要紧跟消费新趋势，着力将居民消费意愿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具体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1. 依靠电商优势和AI技术，打造多元化智能化无接触消费新场景

进入2022年以来，奥密克戎病毒肆虐，国内疫情多地散发，国内大部分省市仍采取较为严格的防控措施，快递物流、餐饮旅游、休闲娱乐等活动仍受影响，以深圳为例，3月解封之后的大型餐饮场所顾客数量仍十分有限，与之前的座无虚席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聚集性消费的疑虑。这种情况下，无接触消费模式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电商平台是实现无接触消费的重要依托，广东在这方面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其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消额的比例远高于江苏、浙江和全国平均水平。但电商平台在推动服务消费方面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此外，随着AR/VR、AI技术的发展，很多传统零售和服务行业的销售模式迎来变革，如匡威、宜家利用AR技术呈现商品试用效果图，房产中介利用VR实现线上看房，以及北京冬奥会借助AI技术提供的智慧餐厅服务等，都是无接触消费模式的重要创新。

本文认为广东应充分利用其电商平台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既有优势，依靠电商平台和AR/VR、AI技术，打造出更多的智能化无接触消费新场景，尽可能地降低疫情对消费市场的影响，减缓经济下行压力。一是鼓励更多商家入驻电商平台，完善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加快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广东供销冷链物流网等建设。通过“线上销售+线上消费/线下配送”方式，减少疫情对消费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平台费用和相关税费可设置一定的延缓缴纳期限。二是支持相关AR/VR、元宇宙概念企业创新消费应用场景，如在旅游、休闲娱乐、心理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领域，实现足不出户即可身临其境获得上述消费服务。三是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载体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或商家探索人工智能服务、无人销售模式，减少消费者对于疫情之下交叉感染的担忧。

2. 依托汽车、家电等优势产业和知名品牌，建设国际化及区域性消费中心

2022年广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广州、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珠海、佛山、东莞、汕头、湛江、韶关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实现区域内不同层次消费功能的梯次分布和相互促进。建设消费中心应基于区域内已有的产业基础或品牌基础，如耐用品消费行业方面，广东省汽车行业、家电行业实力雄厚，拥有众多知名品脾如比亚迪、广汽、美的、格力、海信、华帝等，并围绕这些龙头产业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链集聚，产品畅销海内外。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品牌宣传，加大核心商圈布局，不断完善销售网络体系，建设国内外知名的汽车和家电消费中心。

奢侈品消费行业方面，深圳市罗湖区黄金珠宝产业已成为独特的崛起榜样，区内黄金产业约占黄金珠宝批发市场半壁江山，形成了“世界珠宝看中国，中国珠宝看深圳，深圳珠宝看水贝”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品牌效应。此外，在高档服装、高档化妆品、珠宝首饰等方面，香港作为世界著名消费中心和免税中心，拥有众多一线大牌如爱马仕、香奈儿、古驰等入驻，曾经吸引了无数内地旅客前往购物消费，近两年受疫情影响通关尚未恢复，广东省可凭借营商环境优势，吸引一部分知名品牌入驻，再加上市内免税店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可以恢复因为通关问题缩减的奢侈品消费，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需求。

餐饮旅游消费方面，一是凭借已有的“粤菜师傅”工程和独特的岭南自然人文景观，打造美食旅游精品线路，形成消费中心的标志性特色产品；二是不断丰富消费资源供给，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加强旅游景点开发和休闲娱乐场所规划，满足本地居民和外地旅客的消费需求，这在疫情防控当前跨市跨省旅行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格外重要。以深圳为例，3月解封后在清明节迎来报复性旅游消费需求，各公园总客流量达167万人次，五一假期各公园客流量达229万人次，说明居民市内旅游消费需求高涨。

3. 缩小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差距，挖掘特色优势推进区域消费市场协调发展

粤东西北区域拥有广阔的腹地，丰富的资源，然而11个城市GDP总和占广东省的比例却不足20%，且呈下降趋势。社消占比虽高于GDP占比，但近年来也呈下降趋势。广东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对于江苏、浙江更为突出，这不仅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而且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广东省整体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在重视珠三角区域建设的同时也要把推进粤东西北区域的崛起作为重点工作，形成珠三角辐射—粤东西北支撑的协同发展模式。

具体到消费层面，应挖掘粤东西北的特色优势，丰富消费市场供给，与珠三角区域形成特色鲜明、互相补充和引流的梯次消费体系。对于粤东西北区域来说，核心优势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腹地广阔，拥有丰富的农副产品、水产品、轻工业产品养殖和生产基地，如茂名是中世界最大的龙眼和荔枝生产基地，湛江是中国最大的水产交易中心，海洋水产品已形成全产业链，揭阳是有名的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淘宝、拼多多等大型网购平台的服装发货地很多都来自揭阳。二是丰富且独特的自然风光，如韶关丹霞山著名的丹霞地貌，曾出现在《徐霞客游记》中，清远英西峰林的喀斯特地貌，有小桂林之称，以及作为全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粤东粤西沿海城市就有6个，海洋景观资源得天独厚。三是历史悠久享负盛名的人文景观，如梅州、河源的客家文化，潮州、汕头的潮汕文化，汕尾的红色文化（海陆丰革命老区），粤西的广府文化等，在饮食、文学、艺术、建筑方面都有鲜明的特色。

基于上述优势，本文认为对于粤东西北地区，一是要充分利用电商平台和AR/VR技术，提高农村电商覆盖率，为本地区农副产品、水产品、纺织服装等商品零售提供更多元化的平台载体和更新颖的销售模式，以规模和质量打造产品系列品牌，形成地区印象。二是基于地方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大力发展集观光、休闲、美食、艺术、体育赛事等于一体的文体旅游业，打造各个城市的特色旅游品牌，同时增强各个城市的互动联结，形成不同系列的精品旅游线路，对接珠三角区域的消费需求，进而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消费中心。三是抓住珠三角区域核心城市发展总部经济、产业外溢的时间窗口，做好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积极承接相关产业，建立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局面，如农产品种植（一产）-农产品加工制造（二产）-种植园观光旅游（三产）等，打造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体系，引导本土劳动力就地就业、就地消费。

4. 紧跟零售新趋势，推进实体店、流动摊等共同组建网格化便民生活服务圈

2015年以来广东和全国社消中限额以上企业和个人零售额占比逐渐下降，中小型、社区化的零售趋势日益显现，再加上疫情影响下人们的出行受限，即使在同一城市同一行政区，也会因为管控区、封控区、防范区等疫情管理措施的实施而无法实现远距离消费，因此满足人们的就地就近消费需求变得重要，这也是社区团购火爆的原因。

《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以及《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都提出了“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概念，未来以社区为单位的管理和服务将成为主流。具体到消费层面，除了做强线上消费外，本文认为，广东应该紧跟中小型、社区化的零售新趋势，在大中城市率先推进社区实体店、无人售卖机、自助服务机、流动摊等共同组建线下网格化的便民生活服务圈，让人们在步行范围内即可满足基本日常消费需求，以此弱化疫情对人们消费的影响。特别是流动摊，不仅有助于就近解决社区居民消费需求，而且为受疫情影响失业或收入锐减人群提供就业增收途径，反过来又会刺激该部分人的消费意愿，形成良性循环。目前部分城中村已出现大量的流动摊，既是夜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不过在安全卫生、品质性能、活动时间/范围及行程追踪等规范管理方面仍需要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

5. 稳就业提收入降费用等多管齐下，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除了从消费供给端发力外，需求端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对于消费市场的扩量提质同样重要。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包括就业、收入、物价、税费以及社会保障程度等，要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一是要严格落实稳就业目标。一方面要以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和《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为指引，通过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鼓励企业不裁员少裁员；另一方面通过粤东西北地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带动就地就业，通过“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等工程扩充就业岗位，通过鼓励夜间经济、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引导扶持等帮助服务业和互联网行业失业人群灵活就业和创业。

二是多渠道拓宽居民增收途径。广东省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浙江和江苏，且差距有扩大趋势（图21），这是广东社消增速低于上述两省的原因之一。收入结构中，广东居民高度依赖工资性收入（图22），占比超出其他两省10个百分点以上，更容易受到裁员、失业的影响；经营净收入占比略低于其他两省，但转移净收入占比以及转移净收入额（包括养老金、离退休金、赡养赠送以及社会救助等）远低于江苏和浙江，在风险补偿机制不充足的情况下居民消费自然会受到限制。教育结构中，广东抽样调查人口数中研究生、本科、大专人数占比均低于江苏和浙江（图23），高学历和技能型人才不足也是拉低其收入和消费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增加居民收入进而扩大消费的角度讲，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完善类型教育体系，实现高质量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完善个体经营支持政策，扩大金融市场理财、投资产品供给，加大养老、救济等社会保障力度，以及拓宽商业保险覆盖范围（创新保险产品，如停工险）等，丰富居民收入来源，降低居民因未来不确定性而限制当前消费的程度。

三是做好基本消费品的保供稳价工作，严格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疫情期间，作为覆盖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的广东经受住了考验，全省农产品供应稳定充分，未出现大面积的囤货居奇、哄抬物价现象。但上海疫情期间的物资短缺问题给各地疫情防控再次敲响警钟。作为借鉴，广东需要进一步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健全生活物资保障体系，畅通重要生活物资物流通道，建立重要物资调度应急预案机制，持续做好日常监测和动态调控，落实好粮油肉蛋奶果蔬和大宗商品等保供稳价措施。

四是完善居民个人减税降费以及户籍管理相关举措。疫情期间，国家和地方针对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均比较大，但对于居民个人的相关税费减免还有待加强。本文认为，广东省在探索居民个人减税降费政策方面可以大胆尝试，如设置一定的基本生活消费品额度作为专项附加扣除，允许税前扣减；适当降低就业公共服务收费标准、专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等。此外，广东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占比不超过80%，珠三角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占比不超过50%，深圳户籍人口则不超过30%，非户籍人口可能更倾向于储蓄以待未来稳定后消费，因此在户籍管理和农民工市民化方面，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核心城市需要有更针对性的举措。

北大汇丰智库区域组

撰稿人：岑维、王若林

成稿时间：2022年6月6日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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