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艳教授发布《报告》

大湾区具有“一国两制，双向循环，三套法律，四大中心，五位一体”的独特区位特征，大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对我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支付、融资、投资、保险等新型金融业务模式。通过结合场景、大数据和金融创新，数字金融有助于补足传统金融服务短板，降低金融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大湾区背靠14亿人口大市场，要发挥本地的技术、资源和制度优势，抓住数字金融的发展机遇。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有政府和市场结合比较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合理、线上和线下服务融合好等特征，在数字金融方面有非常突出的金融科技发展实践，可以总结为 “三升三降”：扩大服务规模、提高业务效率、改善用户体验、降低运营成本、控制业务风险、减少人工接触。展望未来，数字金融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可以通过解决产业金融痛点、助力普惠服务发展、推进数据要素融通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当然，大湾区数字金融发展仍然存在挑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创新：大湾区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对接不足，存在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支撑不足问题；同时区域内金融发展差异大，有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二是如何融合：不同金融体系拥有不同的制度、法律、政策等安排，粤港澳三地如何接轨；另外对大陆来说，与香港、澳门的金融体系融合，就相当于实现了金融开放，需要解决维护金融稳定出现的新问题。

未来，数字金融可通过三个方向来支持创新与融合。一是在普惠金融的基础上支持科技创新；二是在促进消费金融的基础上到推动产业金融；三是在发展境内业务的基础上促进跨境互联互通。融合含三方面：技术型融合指利用先进数字技术促进互联互通；货币型融合定位香港为中国最重要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世界最重要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推动三地使用人民币为中介；制度型融合需建立类似宏观审慎政策的体系以保障金融稳定。

大湾区进一步发展数字金融仍需要政策支持，包含加快金融大数据建设，为数字金融促进创新提供数据基础；推进数字新基建，为数字金融促进产业金融提供基础设施；支持跨境交易，为数字金融促进粤港澳融合扫清政策障碍等。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金融的发展机遇、挑战与前景》

大湾区数字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金融发展有优势、有成绩，也有非常良好的前景。但是，要让美好发展前景变为现实，仍需要解决主要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创新、二是如何融合。

制造业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3%，在世界四大湾区当中最高。但是，总体来看大湾区制造业生产模式仍较为传统、企业管理及营运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大而不强”的问题较为突出，转型升级亟待金融支持。

大湾区目前呈现出分梯队转型升级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制造业以轻工业为主，核心科技和技术研发实力相对较弱，多为代工生产生活必需品，在核心技术、业务深耕、自主品牌上龙头企业刚刚起步，呈现三个梯队。其中，深圳、广州、珠海产业转型升级较早，为第一梯队[1]；东莞、佛山作为第二梯队城市，传统制造业发达[2]。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等第三梯队城市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以做好产业承接为主。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订单减少，粤港澳大湾区传统制造业面临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此外，大湾区企业呈现出“两头多、中间少”的情形：在2022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当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4家企业榜上有名，这一数量已经超过了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但是金融业和贸易业占比（38%）仍是最高。大湾区有一批成立历史50年以上的企业，主要是金融、贸易、地产行业；也有一批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企业，以从事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为主，说明大湾区初步孵化出了一批战略性新兴行业的龙头企业。但是，这些新晋优秀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仍需进一步关注。

当前，大湾区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对接不足，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力度也有待提升。从产业的空间布局来看，呈现出“港澳虚、内地实”的特点：香港以金融和服务业为主，金融、专业服务和仓储物流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6.42%，但香港的金融与内地的实体经济之间的对接不足，内地中小企业在港上市、发债也不便利。

从内地看，金融对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供给也存在不足。一方面，支持创新创业的金融市场融资机制还不完善，创新创业企业板块在证券市场上市融资的比例偏低。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研究表明，过去10年，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企业中，创新企业市值占比超过五成；而深圳证券交易所占比不足两成，香港交易所占比更低。另一方面，从对科创企业的包容度来看，国外成熟市场基本都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而国内还在试点推进中。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蓬勃发展，增加值已超过东京湾区，逐步比肩纽约和旧金山湾区，但在金融市场规模、金融机构实力、金融产业效益、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仍与世界领先地区和城市存在一定差距，金融对于地区产业发展和创新的支持力度不足。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急需提升当地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

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金融发展和创新企业存在错配的问题。例如，香港具有成熟的风投系统和丰富的人才教育资源，但由于产业转移，缺乏具有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的企业和空间。而大陆九市拥有大量基础研究和转化能力强的企业，但金融发展相对薄弱，缺乏真正的风险投资。由此看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创新要素的流动效率，难以实现大湾区内部的互通互补、金融创新协同发展。

总而言之，大湾区“9+2”城市群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性在金融领域体现得较为明显，随着大量金融科技企业在广州、深圳的进一步聚集，如何缩小上述差异，如何通过先进城市发展带动周边城市的数字金融发展，如何平衡“9+2”各城市在数字金融领域的定位及各自发展的侧重，在深圳都市圈发展和整体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上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从大湾区内部空间结构来看，大湾区中心城市突出、层次分明，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从总量上看，深圳、广州、香港是中心城市，GDP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是第一梯队；佛山、东莞GDP总量接近1万亿元，属于第二梯队；大湾区其余城市属于第三梯队。从人均来看，内地九市当中深圳、珠海、广州人均GDP均超过2万美元；佛山、东莞超过1万美元；中山、惠州、江门、肇庆均位于1万美元上下，不及深圳市的一半。从创新能力看，第一梯队的香港、深圳和广州是大湾区内三大中心城市，其金融创新能力强劲，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其吸引外资和资本集聚能力能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产业化运作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佛山、东莞、澳门、珠海、中山创新能力次之，处于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包括惠州、江门、肇庆，目前金融业增加值不足200亿元，城镇化率相对较低，创新水平和产业基础都比较差。由此可见，深圳、广州、香港作为中心城市集聚效应显著，而大湾区内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在上述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上的差异性和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使得该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和差异大的特征表现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金融数字化渠道渗透率差异大。在金融数字化程度方面，珠三角城市群目前领先于港澳地区。例如，2018-2020年间，广东省移动支付年均交易金额和交易数量分别增长109.2%和228.4%，位居全国首位；2020年第四季度，澳门移动支付交易金额达23.3亿澳门元，交易数量为2464万笔，分别增长259%和191%；香港地区手机支付渗透率仅为20%，较为普遍的支付方式仍是现金和八达通，占比90%以上，存在“移动支付”普及率偏低的情况[3]。

二是金融监管制度和实践不易对接。在金融监管体系和相关法律制度方面，港澳与内地有较大不同。例如香港金融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下，金融体系不同市场参与者并不具体分类，持牌法团可以申请不同牌照参与竞争，且这些牌照多按照业务大类划分而不按照金融工具划分。而内地金融机构不但要分业申请牌照，还需根据具体业务申请批准或者备案[4]。在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方面，内地对于数字货币的监管审核十分严格[5]。港澳地区作为国际自由贸易交流区，金融产品更加丰富，金融形式更为灵活，包容度更强，目前监管政策已较为成熟，允许数字货币、加密货币的合法运行，对数字货币监管审慎，数字货币的法律地位较为明确，监管框架相对完善。同时，香港早在2016年就开始探索监管沙盒模式，监管沙盒主要涉及生物认证、软令牌、分布式分类账等技术，运用于移动支付、跨境电商、保险科技、产业金融、区块链贸易融资等领域，能够及时跟踪评估风险。

三是金融市场成熟度差异大。在金融细分领域，香港的银行、保险体系较为成熟完善，具有绝对优势，证券业的相对优势随着内地资本市场崛起有所下降，但仍保持较强竞争力，尤其在权证等衍生品领域全球领先。珠三角地区依托改革开放红利，现已形成包含股权、债权、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政府引导基金发展成熟。深圳依照“高、精、尖”的产业发展方向，加大持牌金融机构引进力度，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银保监局、深圳证监局等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及监管机构集聚福田区，平安集团、招商银行等世界500强落户深圳，致力于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深圳市依托深交所品牌效应，吸引证券服务机构聚集，形成正循环机制，助推证券业飞速发展，其证券业在大湾区各城市间最为发达。广州发挥产业链长、上下游企业众多、商品交易发达的优势，以广期所建设为契机，完善期货产业链，促进期现货、期货与其他实体产业及金融业协同发展，将期货业打造成为重点发展的优势产业。

 “融合”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创新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也是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大湾区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拥有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的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信息等硬件互联互通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也需要具备在制度标准、金融交易、人力资源等方面协同合作的体制和机制保障。

在“硬联通”层面，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沙大桥、虎门大桥等共同组成大湾区跨海跨江通道群，让大湾区居民享受“1小时生活圈”的便利。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航空、航运资源配置也不断优化，广州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将进一步提升广州国际航空枢纽竞争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加速大湾区内生产和创新要素流动。

在“软联通”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在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做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内地九市推动服务业率先向港澳开放，港澳企业在法律、会计、建筑等领域投资营商享受国民待遇；广东江门市与香港、澳门地区开设“跨境通办服务专区”，澳门企业与群众“零出关”即可办理不动产登记等300多项江门政务服务事项，“湾区通办”方面推出多项便民措施，促进通讯资费、信用信息、电子支付等领域标准互认、规则衔接、政策互通。

但是，大湾区内部协同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实现互联互通。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粤港澳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市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由于创新资源分布不平衡，大湾区各城市的创新设施共建、共享、共用程度不高，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不畅，技术成果跨区域协作转化程度低。从机制体制上看，内部协同创新面临着比较突出的制度与理念、规则与政策的差异难题。虽然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基础硬设施的建设并不落后，但粤港澳在“一国两制”、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关税等背景下，其金融基础设施的融合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大陆来说，与香港、澳门的金融体系融合，就相当于实现了金融开放。粤港澳大湾区流通的货币种类并不是单一的，并且澳元、港元以及人民币的汇率、资金流动的管理机制均不相同。如果大陆实现与香港澳门的融合，将对大陆的资本流通管理带来很大挑战。另外，我国大陆地区的资本项目并不是完全开放的，尽管部分有所开放，但是也需要收汇、结汇等单据证明。如果粤港澳实现金融融通，将减少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流通难度，增加货币管理弹性，但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因此，如何在解决金融法律体系、税收政策、资金流通制度等因素制约、推动三地金融融合的背景下，防范相关金融风险，是重要的新课题。

大湾区数字金融支持创新与融合的前景

面向未来，大湾区的数字金融在应对如何促进创新、以及如何推动融合方面，可考虑如下三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依赖于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信息技术降低金融服务产品的成本，对长尾群体产生了很强的普惠作用。但在传统金融机构和服务全面拥抱数字化、数字金融持续深耕供给端的数字金融新阶段，数字金融需要对科技创新产生新的助推作用。

科创企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繁荣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通过的《“十四五”时期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统筹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强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外部支撑等。大湾区是科创企业的聚集地，是科技创新的高地。截止2021年底，广东省拥有高新技术企业71789家，工信部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48家，全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877家，数量在全国省份中位居第二。数字金融的应用和发展将有可能提升金融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能力，从而进一步推动湾区的科技创新。

科创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高收益、轻资产等显著特点，融资需求总体呈现出持续性强、时效性强等特征。在传统意义上，科创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规模小。传统金融的运营管理体制与科创型企业的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并不完全匹配。早期股权投资虽然可以服务这一市场，但早期股权投资机构的业务模式严重依赖专业投资人才，服务成本较高，服务半径和服务能力有限，特别是针对科技领域，知识的专业性导致信息沟通难度加大，因此服务供给更加稀缺，难以满足专业细分领域的科创企业差异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

数字金融可以有效弥补传统金融体系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不足。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交易、购货、仓储和物流等数字足迹信息，有助于对缺乏信用历史的中小企业进行更精准的风险评估。那么进一步，通过海量中小企业多维开源数据，对企业经营活动和贷款用途进行有效甄别，是否也可以形成企业经营活动评价报告,有利于为股权市场进行价值评估提供重要支撑？ 

我们认为数字金融有望对科创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予以缓解。首先，通过数字金融，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服务范围，触达更多的中小企业。第二，数字金融可以克服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题，提升企业估值的准确性。科创企业涉及的行业领域众多，专业性强，知识密集度高。通过汇集科创企业外部协同生态中多方面的交易和行为数据，分析和归纳企业的经营特征，建立针对高科技行业的风险模型，大数据技术可以进行科技企业的估值和风险评估，从而提高融资的筛选能力，提升投资决策水平。第三，数字金融有助于股权投资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传统股权投资机构、可以提升股权投资的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并通过增强股权投资与债券融资的数据联动，创新服务模式，使得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得到更好的支持。虽然数字金融赋能股权市场的路径和业务模式，还需进一步探索，但毋容置疑，这将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金融创新，对全国乃至全球都具有示范效应。 

中国数字金融以往面对的更多是个人消费者。特别是大型数字平台，其优势也是在于通过与个人消费者的连接，形成了信息和沟通的优势。但大湾区数字金融未来可考虑更多对企业客户的服务。可从如下四个步骤展开。

首先，在新一代数字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下，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价值释放为核心，以数据赋能为主线，对产业数字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过程的产业互联网。一方面，数据流引领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人才流，驱动产业生产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促进生产组织方式集约化发展、推动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生态创新。另一方面，数据已经成为企业核心资产，持续激发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催生新业态，已成为促进业务创新增值、提升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推动力。产业互联网通过改变企业的设计、生产、管理和服务方式，推动数据、劳动、技术、资本、市场等全要素的全面互联和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供应链、创新链、服务链、物流链、金融链等全产业链上下游高度协同。

第二步是扩大企业服务范围。借助产业互联网，数字金融可以突破传统银行依靠抵押资产、人工审核的风控模式，从而服务更多的企业。例如，我国工商注册企业4000万家，但是在人行对公征信中有记录的只有570万。因此亟需依托数字金融创新融资模式支撑企业的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依托科技、云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提供企业融资方面正在进行模式创新。例如大数据企业信贷，其与传统信贷的区别在于依靠大数据而非人工风控提供信贷服务，表现出成本降低、服务范围扩大的优势。以微众银行为例，它推出的全国第一个企业线上信用贷款“微业贷”无需抵押质押，无需线下开户，也无需纸质资料，可以全流程线上办理，从客户的申请，到最后拿到贷款，用时仅需3分钟。微业贷通过大数据去做营销：通过AI机器学习，推测企业做什么、什么行业，从而为营销触达以及数字化的精细运营提供帮助；用大数据做风控：打通了财务、政务、税务，电网，社保等所有相关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建模做风险管理。目前微众银行贷款的企业客户数有62万，授信金额8600亿，管理的贷款有2600亿，发放金额超过了1.2万亿，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左右。依靠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零人工实现了与传统银行专业审批无差别的企业贷款服务，但远超实体银行（如招商银行的对公客户只有2.5万）的效率。 

第三步，推进产业金融发展。2019年，我国出台《关于推动产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创新产业金融服务模式。传统的供应链，基本上还是依托于大客户，基于它的授信和应收帐款的转移，一般采用公司担保来进行对它上下游的支持。数字金融在供应链各个方面进行赋能，通过对企业进行数字化化改造，对企业交易流程进行线上化智能升级，覆盖企业业务全场景，打通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构建产业链生态圈，整体提高了风险判断力和服务效率。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数字金融的产业金融可以基于数据向上下游体系延伸，实现多级穿透。通过引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接入关联行业产业链上下游，更多市场主体，丰富样本数据，搭建开放式、全景式生态圈，产业金融可以将产融结合，是推进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促进“稳链、强链、保链”的重要抓手。

第四步是打造全方位产业金融服务方案。在企业金融方面，大湾区可以统一规划，协同引导各个部门如财务、政务、税务，电网，社保等建立安全的数据共享，形成小微企业大数据平台，为银行信贷提供数据支持。还可以围绕产业金融，推进智慧物流等领域创新，加快云物流、云交易、云融资、云商和云服务发展，打造全方位的产业金融服务方案。总之，推动数字金融向企业金融发展，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动能，将成为大湾区一个重要方向。

融合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节点，解决“融合”问题，则全局皆活。可以从技术、货币和制度三个角度展开。

（1）技术型融合

数字金融可促进商品、信息、以及人才的跨境流通，进一步发挥粤港澳联动的优势。在跨境互通中，数据的打通和共享是最大的障碍，并进一步局限了互联互通的实现。大湾区可针对这一关键瓶颈，大力发展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协助打通不同地区的公安、司法、公证等信息，实现跨境数据核验，助力跨境人才和交易流通。利用隐私计算技术，打破数据孤岛，实现跨数据、跨行业的合作，解决大湾区跨境数据安全、数据流通难题，推动大湾区数据要素互联互通。

在技术融合方面，亟需统一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标准、大力发展相关数字技术。粤港澳大湾区在技术发展层面目前也存在差异化，具体表现在技术标准上，例如底层算法代码的差异、API数据接口、数据跨境合规审查的严格或宽松程度有区别、数据标准的差异。通过一些市场化机构甚至是非盈利组织的努力，加快促进粤港澳三地对相应标准差异的了解，制定统一数据标准，从而为数据互联互通提供可能。

（2）货币型融合

将香港定位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并将香港建设成全世界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及要“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但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任重道远，而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成为国际、国内金融大循环的重要耦合点。香港作为活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将成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通过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使用和流通，可以助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如果大部分粤港澳三个货币区之间的金融交易都使用人民币作为中介，就可以大大降低“货币错配”的风险。

此外，推动数字人民币“走出去”对于中国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主权中的地位，早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以及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具有非常大的助力。2019年11月，深圳成为全国首批四个数字人民币试点地区之一。2021年3月，深圳市和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指导罗湖区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面向香港居民在内地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测试工作，为探索构建数字人民币生态迈出了重要一步。据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数据，截至2022年8月，深圳正式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105万个，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2671万个，累计交易金额达184亿元，有效提振了线下消费。

深圳作为数字货币试点城市，开启了央行数字货币大规模试点的序幕。深圳同时也率先提出拓展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交易。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出“支持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创新，深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完善数字人民币生态体系。充分发挥深圳金融科技研究院带动作用，推进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和国际业务中心建设，支持多边数字货币桥等重大项目建设，有序拓展跨境支付场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2022年，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联合宣布，在货币桥平台上首次成功完成了基于四个国家或地区央行数字货币的真实交易试点测试，来自四地的20家商业银行基于货币桥平台为其客户完成以跨境贸易为主的多场景支付结算业务。数字货币桥为跨境支付搭建了一条新的路径，支付工具的多样性大大提升了中国跨境支付体系的安全性，对国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因此，凭借区位优势，大湾区可以加强支撑数字人民币走出去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顶层设计，并提供更多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应用场景的空间。通过金融科技在跨境业务中的应用，大湾区可加强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互联互通，发挥高质量金融双向开放的带头作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级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

（3）制度型融合

粤港澳三地的制度差异既是粤港澳发展的红利，也带来巨大挑战，加强制度融合是未来的大方向。当然，实现制度融合任重道远，短期而言，可尽量制度和政策层面上要尽量做到能够互联互通，可从加强相关机构协调不同区域的制度理解和执行入手。例如，香港地区的《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跨境资料转移条例》，澳门地区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与中国大陆地区《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监督管理机构、数据和隐私的范围界定均有差异，不同地区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不同。再如，港澳地区数据跨境流通管理相对宽松自由，尤其香港致力于打造国际数据流通中心，需要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流、信息流；而大陆地区较为严格。

与此同时，还需要设置一套类似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体系，在实现稳健开放的同时，保障金融稳定。

要能让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促进产业金融发展、促进三地融合，仍需要大量政策支持。

首先加快金融大数据建设，为数字金融促进创新提供数据基础。粤港澳大湾区数字金融促进创新和产业金融的一个主要瓶颈是金融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不足。目前，公共部门积累大量可用于甄别企业信用的数据，如企业知识产权、税费缴纳情况、社保、司法、水电等。通过搭建公共数据平台，鼓励品牌数据商的发展，进一步是向商业银行和保险机构等金融机构共享公共数据，支持普惠金融业务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发展产业金融，补充产业数字化的短板。

其次，推进数字新基建，为数字金融促进产业金融提供基础设施。要让产业金融得到快速发展，推进产业互联网、物联网发展，更好融合数据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同时，也需要推进数字金融“新基建”，减少数字金融在支付清算、征信等方面的发展瓶颈。

第三，制定支持跨境交易的政策，为数字金融促进粤港澳融合扫清政策障碍。如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协调，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打通三地数字金融工具的应用；同时利用分布式账户、密码学、隐私计算等数字技术，推动数据跨境流通等。

最后，在更宏观的层面，大湾区需要在充分协调的基础上，设置一套类似于宏观审慎政策的体系框架，既能防范法律不衔接的操作风险，也能关注开放后潜在的市场风险，从而在实现稳健开放的同时，保障金融稳定，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