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分配之问——人工智能时代的金融答卷

近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创院院长、北大汇丰智库主任、《北大金融评论》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海闻教授在《北大金融评论》第29期以“AI时代的要素重构与金融应对”为主题发表卷首语。他指出，技术革命的方向并非预先确定，其成果分配亦非自然形成。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机器能否替代人类，更在于生产率的提升能否转化为劳动收入、居民财富及包容性增长。金融无法替代再分配机制，但可以改变资本形成、风险分担与收益分配的方式。

历次技术革命，往往先以生产率的跃升展现其增长效应，继而通过劳动收入、资本回报与财富结构的调整，将分配问题推向前台。18—19世纪的英国，蒸汽机、纺织机和工厂制度共同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技术狂飙，却也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恩格斯停顿”（Engels’ Pause）：生产率显著提升，工人工资和普通劳动者生活水平却长期停滞。工业革命重塑了经济结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其早期伴随的，是劳动者收入滞后、资本收益上升和社会分配失衡。

今天，人工智能正以通用目的技术的形态重塑劳动力、资本与数据等核心生产要素。其经济效应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工智能可通过自动化、知识扩散与决策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创造新的任务、职业与需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作替代劳动的“超级资本”，从而强化资本、技术和数据等要素的作用，压低劳动收入份额，推高技术的溢价与加剧财富的集中。我们不禁担忧：AI 所带来的生产率红利，能否顺利转化为劳动收入、居民财富与更具包容性的增长？若缺乏相应的制度与金融安排，我们是否可能滑向一次“新恩格斯停顿”？

此类风险并非抽象概念。全球范围内已出现“硅基通胀、碳基通缩”的结构性分化：算力、芯片、数字资产等“硅基”领域价格高企、投资集中，而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则相对承压。这既是产业结构的演变，也是要素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数据、算法、算力与资本的所有权结构，正在决定人工智能收益的流向；劳动者、技能拥有者及普通居民能否参与分享这些收益，则取决于市场制度、公共政策与金融体系的安排。

作为连接生产率与家庭福利的中介，金融既可能放大失衡——杠杆交易、资产泡沫与财富集中会加剧收益分布的不均；它也可能成为普惠的渠道——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覆盖面广且具有长期属性的养老与保险资金，以及可及的财富管理服务，能够将企业价值创造所产生的收益以分红、净值增长和退休给付等形式导入家庭损益表，从而形成劳动收入之外稳定的资本性收入。因此，在这一进程中，金融不应仅仅作为科技巨头发展的助推器，更应成为平滑要素转换阵痛、促进红利普惠分配的稳定器与桥梁。金融体系的功能，不仅在于为技术创新提供资本支持，更在于通过跨期资源配置、风险分担、收益分配及普惠服务，将技术跃迁所产生的一次性红利转化为更广泛且可持续的居民财富增长基础。

技术革命的方向并非预先确定，其成果分配亦非自然形成。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机器能否替代人类，更在于生产率的提升能否转化为劳动收入、居民财富及包容性增长。金融无法替代再分配机制，但可以改变资本形成、风险分担与收益分配的方式。

来源：北大金融评论